《中国文献学》第六编又说到“前人整理古代文献的具体工作”，其中有注释、考证、翻译等项，这些工作也都离不开训诂，否则不可能正确理解文献的字义与更多的内容。如此编第二章“注解”中，先生说：
古代文字的形体、音读和含义，都和后世不同，其中又杂入了远古的方言，更不是后人所易理解。后人想要从这里面了解其记载内容，便全靠有得力的注解，才能将古代语言文字，读成今日的语言文字。这种工作十分重要，对后世的贡献也最大。古代称这种工作叫做“训诂”，称其书为“传”为“注”以及其他名目。……今人研究远古文献，而必仰赖训诂。
平心而论，替古书作注解工作，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一方面固然要明於训诂通例，解释得很清楚；另一方面，又必须学问渊博，能够作探本穷源的深入工夫。
所以张先生说古书的注解本身就是训诂：
“训诂”二字，可以合起来讲，也可分开来讲。合起来讲，便成为一种注解、翻译古书的工作的代名词。“训”是解说，“诂”是古言。解说古言使人容易通晓。
把训诂理解为一种注解、翻译古书的代名词，这是训诂的一种含义。而用今天的语言文字训释古代语言文字的含义，则是训诂的普遍含义。我们所说的训诂就是这种普遍含义，而所说的训诂方法则是这种普遍意义上的训诂所使用的方法，如张先生所强调的声训方法，或称根据声类通转的道理训释古代语言文字的方法。
此编第三章的“翻译”中也指出翻译与训诂方法有密切关系：
古代留下的文献资料，由于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的遥远，语言异音，文字异形，不容易看懂，这便需要有人居其间作翻译。就时间距离来说，一部传世久远的《尚书》，有许多篇佶屈聱牙，读起来很困难。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尚书》的资料很多，……《尚书》二十八篇的绝大部分材料，都为司马迁吸取了。他在整理这份文献时，不是照原文录下来，而是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很细心地作了翻译工作，使先秦古书一变而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替我们减少了在阅读方面的困难。
“以训诂代经文”的翻译原则，就是把训诂作为翻译的基本方法，可知古代的翻译中训诂是非常重要的方法。先生又总结了司马迁这种以训诂代翻译的四种具体方法，其中有三种方法都与训诂有关，卽“取之於同解谊的文字”、“取之於同声或音近的文字”、“取之於通行常见的文字”。换言之，这三种方法实际上正是训诂的方法。
在翻译佛经的工作中，先生特别表彰了玄奘的成就，指出他能避开过於直译和或於意译两种弊病，所以他的译品能取得很高的成就，非一般翻译者所可及。过於直译或意译，都是在训诂上不够得力的表现，能在正确理解梵文原义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来翻译，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训诂，所不同的是用当时的汉语来训另一种语言——梵文罢了，但本质上仍是一种训诂。没有字词的相对的训释，也就不可能会有这样高的翻译成就。所以张先生强调说：
佛教到了唐代，已臻极盛，而参加译经工作的高僧们，有些是很有学问的。特别对於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造诣较深，这自然是他们在译经工作中取得成绩的有利因素。如慈恩寺释经沙门玄应所撰《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其后沙门慧琳更广撰《一切经音义》一百卷，都体现他们根柢深厚，搜罗广博。
这说明唐代翻译佛经的成就离不开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而张先生更是把现在中文学科分割开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合为一体来运用于文献的整理研究之中的，而三者更是把文字学和音韵学最终运用于训诂之中的，所以三者虽然现在从名目上习惯上分开来说，而在乾嘉学派以来的学术方法的传统中，则是从来不曾分开的，这一点是我们学习研究文献学时所必须关注的。
在此编第四章“考证”中，张先生指出前人已知根据金文以证明经义、根据金文以解释文字、根据实物形制，以纠正古代传说之谬、根据铜器刻辞和碑刻文字以校订古书记载之误，乃至后来发现甲骨文以后利用甲骨文来考释古代语言文字的形与义等，这些都是训诂中常用的方法。这种训诂又可推广应用到更大的研究之中，如张先生指出的王国维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论文中，论定了楚辞·天问篇中“该秉季德，厥父是臧”及“恒秉季德”中的“该”卽王亥，“恒”卽王恒；卜辞之“季”，卽王亥之父冥。论定了田为上甲微，夔卽帝喾。这种研究都必须以训诂方法为基础，否则是无法“论定”的。
此书第七编“前人整理文献的丰硕成果”，其中有“编字典”一项，也离不了训诂，如《方言》、《说文解字》、《释名》、《尔雅》、《广雅》、《玉篇》等书的编纂。这种情况只要仔细读读戴震的《方言疏证》、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张先生的《说文解字约注》、顾野王《玉篇》原本残卷以及《广韵》、《集韵》、《康熙字典》等原书的内容，就可非常清楚地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