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视频演讲，李念截于直播页面
“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又称“百人论坛”，邀请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和国际著名学者共100位，每年围绕一个主题持续举办，今年为首届，在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精神下，旨在全方位展现“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打造世界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学术论坛品牌，成为繁荣中国学术、发展中国理论、传播中国思想的重要平台。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
其中百人学者（文末链接）中，有不少曾做客文汇讲堂，或是讲堂报道的学者，比如：冯俊、吴晓明、高建平、李友梅、黄平、彭希哲、季卫东、杨洁勉、黄仁伟、张宇燕、郑永年均是讲堂嘉宾。讲堂今日特刊发讲堂嘉宾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在论坛所做的发言《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三个来源》
闭幕式上，论坛秘书长方平指出，论坛的充分对话彰显了学术尊严和思想力量
闭幕式会场全景（均李念截屏）
【郑永年发言】
谢谢，首先非常感谢主办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邀请我参加“学术中国”论坛并发表看法。这个论坛对一个学者非常重要，我也为此写了2万多字，这里分享主要观点。
按大会要求，郑永年为论坛录制的发言视频
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理论也是“国之重器”
中国社会科学需要我们自己的创新理论，原创性的理论，它和原创性的技术一样，是大国重器。我认为，社会科学如果没有创新的理论就很难成为社会科学。
近代以来，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社会科学，通过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学习、借鉴和对话，我们的社会科学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果，这个阶段是需要的。而当下在很多领域，我们的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都还是应用性的，我自己觉得，这种局面很难可持续发展。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很多学生早就学会了如何用西方的方式写论文，这也暴露出我们作为论文大国在思想知识方面的不足。
我个人感觉，要创造中国的原创性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要从政治经济学入手，西方社会科学体系的核心就是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社会科学的核心也不可避免的是政治经济学。如何去构造这种原创性？要看我们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性理论的来源是什么？看西方，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卡尔·马克思，我们都承认它是非常伟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但如果不知道它们的来源和背景，就很难理解他们对应的。所以，我们首先要知晓影响我们的来源。
中国政治经济学原创理论有基于实践的三大来源、三大传统
通过这些年研究，我觉得至少有三大来源，我把它称为三个传统。
第一个来源基于大传统，即从2000多年的从秦汉到晚清的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二个来源为中传统，即从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践经验。第三个来源近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和经验。
毛泽东曾说过，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只能从实践中来。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也是基于中国的实践，这三大实践。将近2000多年的传统的政治经济与近代以来政治经济学实践，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和经验结合了起来。
*大传统是2000年传统实践，《管子》《盐铁论》具有政治经济学构架
我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好的经典就是《管子》，还有《盐铁论》，我将它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构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以前我们曾把传统视为封建落后，五四运动一句话就把传统打倒在地，但这几年基于我们的文化自信，开始更多从传统上去寻找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如果仔细研究会发现，中国传统社会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经济学实践差。它提出了很多来源和根源，有很多思想传统包含在大传统里面。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近代以来第一个政治经济学学派——法国的重农学派，它的思想来源就是中国的古代经典，包括《易经》，包括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包括儒家学说。经过多年的研究，我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学最好的经典就是《管子》，还有《盐铁论》，我将它称之为政治经济学的构架，只是我们没有把它系统化、概念化、理论化。
*汉代至今，一直存在官办、商办、官督商办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的混合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官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商办，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官督商办，即公私合营
从中国汉代至今，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存在着一个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组成的混合经济体。中国经济体系的顶端是国有资本，最基层具有庞大的以中小型或者微型企业为基础的民营资本，中间层则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互动领域。近代中国人非常聪明，把中国的经济分成三类，或者中国的企业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官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第二类是商办，我们现在所说的民营企业；还有一类是官督商办，即公私合营。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是相对均衡的，凡是政府跟市场的资源相对均衡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就好，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的。
也有几个并不长的历史阶段，其实走向了国家主义强大，市场作用被弱化甚至消失。这四段时间并不长，第一段是两汉期间的王莽改革，第二段是北宋王安石改革，第三是明朝第一个皇帝朱元璋的改革，最后是改革开放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应当指出这四段时间国家主义盛行，主要还是为了应付此前因为经济结构失衡而导致的经济上的危机。除了这些短暂的时间，中国的政府跟市场之间力量一直是很均衡，是可控的。当然今天我们又回复到传统的三层次、三层市场的一个结构。这里面的材料非常丰富可供挖掘。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没有被中断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实践也是这样的，尽管王朝来来去去，中国的经济世界总避免不了这三层资本三层市场的结构。
*中传统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伴随，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模式
第二个中传统当然比较复杂。主体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贡献，但更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影响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从孙中山开始，我们也是学西方，但并不成功。而从共产党开始，就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给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原教旨主义的中国化。
这里要分两个阶段。早期在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解决的还是中国革命的问题，是解决政治秩序，这段时期是成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放以后，我们最初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进行计划经济，很快发现苏联版的经济模式不符合中国实际。所以尽管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是计划经济，但实际是不一样的，苏联版本主要是中央政府的集权，而我们中国包括各方面的权利，甚至产权是可以分割的，由各级政府来掌控。
*近传统指改革开放以来，既发展又独立的中国模式为世界贡献了很多实践
198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不到3万美金，到了2020年是11,000美金，实属罕见
第三个来源客观地称为近传统，即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时间更广、起点更高。因为这是中国的经济成长、经济发展是在开放状态下来进行的，中国和世界经济互动，中国通过向西方学习和世界经济接轨，成为今天世界经济的一部分。十九大总结得很好，中国为什么能给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制度，另外一种选择模式呢？它是既发展又独立的中国现代化模式。放眼当代世界，很多国家不开放，它就发展不起来；很多国家向西方开放，慢慢演变成依附于西方的一个经济体。
而中国是少数几个既开放又实现了自己独立发展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的模式。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资源。这也是和中国大传统有关系，对马克思主义我们有信念，也是经过了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对西方，我们从来没有简单地照搬照抄过。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鞋子你穿得合适不合适，只有穿鞋的人才知道，而不是说制造鞋的人，所以没有照搬照抄非常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正因为对世界经济负责，对西方经济负责，我们各方面的体制发生了很大的转型，这里的实践是非常丰富的。1980年代初，中国人均GDP不到3万美金，到了2020年是11,000美金，实属罕见。我觉得，更重大的成就是在过去的40年，让8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从十八大以来，不到10年时间里，让最后1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这些都是世界经济奇迹。所以我觉得三大实践三大根源是我们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丰富来源。
中国近代对马克思主义做了三大理论贡献：产权、国家、阶级
我们学术界应该做什么？有很多的事情要做。首先，就大的而言，我们要好好总结。从近代以来，我们的史学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量化定性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远远不够。我希望我们更多经济学家，更多社会科学学者要去读历史，从2000年历史中去寻找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的根源是它的伦理传统，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基于自己的伦理跟传统。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要学，对中国来说这个阶段，要强调的是我们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不是说简单利用马克思主义原来的思想来评判中国的政治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三大方面的贡献。第一大贡献是产权制度。马克思根据当时西欧的条件，认为私有制是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的根本，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消灭私有制。而中国社会实际上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但我们也允许和鼓励民营资本的存在，而且是和民营资本一起发力，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成功。
第二大贡献是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贡献。马克思依据当时西欧的情况，认为国家只是资本的代表，但这既不适合解释中国的传统社会，也不合适解释中国现在国情。我们现在的政府、国家代表着最大多数人的意志，是人民的代表。
第三大贡献是中国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阶层理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主要是一种社会与革命，社会与社会巨大变革的理论。在和平时期，很少有国家鼓励阶级斗争，大部分的社会都是强调阶级和谐、阶级协调。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政治主体，他不代表自己的利益，他代表的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要去协调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
从中传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实践可以梳理出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贡献。而近传统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很多方面是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创新，比如混合产权理论。西方很简单只有一个私有产权，而中国是复合型的产权制度，我们的扶贫经验、共同富裕的经验、国家动员机制、加入世界经济体又不失去独立性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对世界规则的贡献，我们都有很大的贡献。所以我是觉得，要创建中国的政治原创性理论，我们不要以西方的命题为命题，我们首先要找到中国的命题，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研究都是西方的命题中国的经验材料，这种现象我是觉得不可持续。
中国的实践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最佳命题，有望构建中国原创性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分论坛截屏
那么如何找到中国的命题，我想近代以来我们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中国命题。大传统当然这是中国的命题。近代中国跟西方接触以后，我们从西方人那里接受了西方的命题，我们并没有找到自己的命题，但实际上我们的实践的成功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学术中国来说，我是觉得要总结三大传统三大来源里面找到中国的命题，找到中国的答案。所以我希望我们同仁就是自己有意识地基于中国的实践、丰富的实践经验，来构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李念依据学术中国政治学专场的直播整理而成，未经本人审核）
【论坛议程】
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科学院政治经济研究院，《中国政策》主编）
编辑：钱亦琛
会议照片：李念截于直播视频、中国社科院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