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是魏文帝曹丕做太子时写的专著《典论》中的一篇，《典论》全书已不全，保存完整的篇章只有《论文》和《自叙》。《论文》篇幅虽然不长，却提出了反映当时文学风气转变的新观念和新思想。
具体分析曹丕撰写《典论·论文》时，建安文学盛世已现。足以代表建安文学成就者，也就是曹氏父子以及王粲、孔融、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徐干等人。他从中选出七人，把它作为一个作家群体——“建安七子”进行研究，从比较中指其所长揭其所短，从比较中见其风格特色。其注意力尽在艺术之得失，而无政治道德之批判，这在作家研究中是前所未见的，故有开风气之先的意义。论建安七子属于曹丕的批评实践，而这种批评实践同时又引发他对批评理论的一份关注。在文人中滋长的“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风气，既不能产生正确的批评，亦有碍于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正是有鉴于此，曹丕提出了“君子审己度人”的原则，主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这样去从事文学批评，可避免“文人相轻”的恶习。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本同末异”之说，是古代文体论的开端。所谓“本同”，指一切文章具有共同的本质和法则；所谓“末异”，指各体文章因题材、内容、功用的殊异，而在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上各有不同的特点，呈现为不同的形态。他基于“本同末异”之说将文体分为“四科八类”：“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样区分在今天看来当然比较粗疏，但比诸前人已经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这里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创作个性所形成的，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这就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必须为作家所独有。
提到关于文学价值的问题，曹丕给出了前所未有的崇高评价。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立言可以不朽，文学与事功并列。这是文学自觉的一种表现，文学不再依附于政治而有了独立的意义，文学可以看做作者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
加深印象我国现存的在严格意义上的文论著述当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最早。在此以前的古代文献当中，文学理论批评多与其他内容交织混杂，一些文论专篇又只就一部作品、一位作家或一种文体立论，缺乏理论性。《典论·论文》则不仅专论文学，而且对比分析了不同的文体和作家，综合地探讨了文学的多方面问题，并提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见解。他的出现标志着“文学的自觉时代”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