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娅
2021年10月30日上午，由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基地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承办的“上海城市'软实力'与长三角区域发展”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松江校区顺利召开。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与宣传党总支书记孙宇伟主持了开幕式。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常委、党委宣传部部长、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衣永刚在致辞中指出本次会议有三个思路：谈上海软实力要把近现代与当代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思路在于要在中外视角对比的全球视野中谈上海；第三，既要讲好经济的上海，也要讲好文化的上海。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副主任、教授陈双燕在线主持主旨报告。
周武（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发表了题为《近代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的主旨报告，他认为江南史研究研究底蕴深厚，相关研究成果之多是中国其他区域研究难以相比的。但为数众多的江南史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江南史研究“两头热、中间冷”，即古代与明清研究成果众多，当代研究也备受关注，近现代的江南反而成为了洼地，研究相对薄弱，这就很难对江南史研究做出贯通的解释；二是已有的江南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江南社会经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且基本上是分门别类的做研究，缺乏对整体江南的展示；三是长期以来江南史研究与上海史研究基本上是兵分两路、各守防地，研究江南史的学者较少关注上海，研究上海史的学者也不够重视江南，这种研究状况近年虽已有所改观，但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对江南史做出更为通贯整体的阐释，仍是一个艰巨的课题。
前近代的上海是江南的上海，风俗民情俱受苏州、杭州、扬州的影响。为什么开埠前的上海没有能够迅速发展呢？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发展格局受制于帝国体制；第二是因为上海在地理上略微远离大运河黄金水道经济带。开埠以后，格局大变，上海快速超越广州，一跃而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并取代苏杭，成为江南的中心城市和连接东西两个世界的枢纽之城。这是一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变化。过去多把这个变化归功于开埠，其实除了开埠，当年江南地区发生的一系列突发事变把上海周边地区和更广袤的江南腹地的人、财、物逼入上海租界，无疑也加速了上海的崛起。过去多从经济角度解释这个过程及其影响，这当然很重要，但上海不仅是对外贸易的码头，而且是新知新学涌入中国的码头，是上海把世界带入中国，也是上海把中国带入世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重要性才日益突显；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江南才真正从一个区域性世界变成了世界性区域。
千百年来江南之所以能生生不息，日新又新，周武研究员认为根源在于江南区域共同体具有三大特质：一是江南与生俱来的开放性；二是超强的融汇能力，通过大运河融汇南北，通过长江融汇东西，通过太湖水系将徽文化、吴文化、越文化融为一体，开埠以后又将东西两个世界融汇在一起；三是市场化，明清以来江南经济、文化长盛不衰，靠的就是渐推渐广的国内和国外两个巨大的市场。
廖大伟（上海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了题为《上海纺织的前世今生》的主旨报告，他首先讲述了纺织史的相关内容。五卅运动爆发前，民族矛盾和劳资矛盾激化，日本人与当时上海的华资企业存在矛盾，华资日资又与欧美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冲突，因此可以认为这一领域还大有可为，近代纺织业与许多重大事件有关联。廖教授指出，棉花作为高附加值的作物曾经推动了上海及周边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纺织厂一般建在水系旁边，便于运输，上海的地理环境符合这一需要。中国纺织工业诞生于上海，上海机器织布局设立于1890年前后。《马关条约》签订后外次企业进来，更多的华资企业应运而生。1931年-1945年，上海纺织工业占居全国半壁江山的格局已经形成，时有“上青天”（上海青岛天津）之美誉。不过上海纺织企业起起落落，孤岛时期短暂辉煌后旋又陷入低潮，1945-47年有过一段发展时期，但之后又变得大动荡和不景气。
1949年以后，上海纺织工业逐步恢复和发展，仍然是全国重镇和外贸中心。步入九十年代，曾经的摇钱树，一度因为产能问题成为了国家的老大难。为了改革开放和产业结构调整，上海纺织工人做出了“牺牲”。二十一世纪后，上海纺织企业生产基地已经外移，目前强调科技与时尚相结合，许多单位转型为科创基地和研发中心。纺织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行业，上海的纺织企业与外地的纺织企业同质化问题仍然存在，新时代要发挥上海的引领作用、科创能力与新媒体平台的作用，上海纺织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发挥的空间很大，应该大有可为。上海纺织工人的革新意识、工匠精神和爱国之心，已经融入我们的城市精神，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软实力，如今应该继续挖掘、弘扬和继承。
赵正桥（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持了主题论坛“长三角区域经济研究”。
田锡全（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发表了题为《省际、米业、政府与长江三角洲米捐征收（1912-1930）》的学术报告。米捐是晚清民国时期在南方产米省区乃至一些北方杂粮地区广泛存在的一种捐税类型，并且还是厘金制度最初发端之嚆矢。他依据丰富的历史文献，对1912-1930年长江三角洲米粮贸易中的米捐征收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总体而言，在此期间长江三角洲先后存在着江苏驻芜米捐、安徽帆运米捐、浚淞捐、志愿捐、码头捐、米石特捐、善后米捐、仁济米捐等诸多类别的米捐。不同米捐的征收主体、征收方式差异很大，由此引发的利益分歧和矛盾冲突也错综复杂。文章集中围绕江苏驻芜米捐、帆运米捐、浚淞捐、米石特捐征收过程中涉及的不同省份之间、米业内部、米业与政府之间的各种纠葛和博弈加以探讨。
董建波（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都市心路：一位新登知识分子的上海生活<项墨庄日记（1930-1931》>解读》的学术报告。论文主体部分分别讨论项墨庄在上海的精神生活、物质消费和社会交往。精神生活部分围绕项墨庄的阅读生活和娱乐生活展开，结论认为项墨庄既受到“学院”精英文化的影响，同时，又沉浸于大众文化。物质消费部分主要涉及项墨庄的餐饮和购物活动,结论认为其时上海商业及消费文化对个人影响匪浅。社会交往部分的记载可见，项墨庄积极结识的主要群体是上海书画界的名流，暗示出其向书画鉴赏的“闲情逸趣”转向的特点。归纳上述，近代上海方兴未艾的大众文化、商业文化的深刻影响，对书画古玩等鉴赏的特殊需求，多重内外因素形成制约，共同塑造了可称之为“项墨庄型”的知识分子精神轨迹。
孔祥成（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解放初中共领导上海粮棉之战的对策及其特点》的学术报告。上海解放初期，物价飞涨，市场恐慌。中国共产党执政伊始，利用市场规律，通过综合运用统一财经、调运粮棉、开源节流、税收调节等经济调控方式和政治宣传、社会动员等柔性辅助措施，打击投机、平抑物价、保障民生，巩固了新生政权。其财经对策体现出四个鲜明特点：其一、用政治的观点观察和解决财经问题；其二、从全局观点考虑财经工作；其三、在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解决财政困难和平抑物价；其四、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角度考虑财经问题。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大城市社会经济治理对策及蕴含其中的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现了其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的应变能力和处变智慧，无论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宏观调控,还是城市治理仍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贾秀堂（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抗美援朝时期的经济动员——以上海增产节约运动为考察对象》的学术报告。他认为抗美援朝时期上海的增产节约运动，先进与落后并行，积极与消极同在。就先进与积极一方而言，其原因主要是抗美援朝所激发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与新政权的无限支持，故能从大局出发，着眼于长远利益，只有下线，没有上限，通过忘我的奉献彰显主人翁的地位。落后与消极的一方则更多的顾及自我和眼前利益，或者严格按照计划行事，或者担心损害自身的工作与生活等等。行业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公有企业成绩更为突出。增产和节约未同步，一般而言增产易节约难。就全国而言，增产节约运动成果值得肯定。作为运动的急先锋和国家的经济中心，上海的增产节约运动难免会有不足，但其在推动财经平衡、培养民众社会主义理想、塑造人们的主人翁观念、营造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
桂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了题为《衰退，抑或重构？——上海郊县手工业的变迁（1937-1945）》的学术报告。上海作为中国近代以来重要的经济中心，受城市经济的影响，其农村地区相继出现一批有别于传统小农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生产方式的新型手工业，如织袜业、毛巾业等。抗战爆发后，由于日伪的经济统制，致使都市经济能力的减弱，从而深刻的影响了上海郊县手工业的变迁。与战前相比，沦陷时期上海郊县手工业发生了一些变化：面粉业、榨油碾米业、纺纱业、轧花业等异军突起，土布业在沦陷时期重新兴起，织袜业、毛巾业等新型手工业衰而不退。从上海郊县手工业变迁的情况来看，显然不完全支持彭南生、马俊亚等学者衰退论的说法。虽然织袜业、毛巾业在沦陷时期有些向自然经济退化的趋势，但是衰而不退，仍然保有一定的规模。其次，面粉业、榨油碾米业、纺纱业、轧花业等工场手工业在上海郊县大量涌现。这有些类似于抗战大后方手工业变迁情况。另外，沦陷时期上海郊县手工业的生存依然以域外市场为依托，特别是上海都市市场。如沦陷时期上海郊县生产的土布，除自用外，一部分销往了上海市区。经过封锁线“检问所”时，每匹布给二角“小费”才能通过。这也是上海郊县和其他地区不一样的地方。因此，与其说是衰退，不如说重构更加合适。
于新娟（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发表了题为《上海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的经济互动（1860-1936）》的学术报告。她以城乡互动为切入点，辩证地看城乡经济互动中两者如何相互作用，走出了怎样一条互利共生的路径，特别关注上海工业发展对腹地乡村经济的辐射力，判断乡村从上海工业发展中受益的情况，衡量这些益处在乡村中引起的有利于城乡发展的新变化，据此探究城乡经济良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必要逻辑，为今天的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长三角有历史积淀、人口密集、地理位置、技术进步、文化氛围、商业经纪、交通设施等空间市场优势条件，为上海早期工业发展提供广阔市场资源，而早期工业发展中原料和商品市场需求，不仅刺激腹地商品性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结构的近代变迁，还掀起了全社会自发参与的农业改良运动；上海近代先进制造业兴起和发展，对腹地乡村传统手工业带来极大挑战，同时在技术转移、销售服务、市场信息传递等方面，使腹地乡村享有其他区域不曾有的辐射影响，乡村传统手工业在遭遇困境的同时也迎来发展机遇；上海早期工业的勃兴，扩大的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巨量的腹地人口借助交通的便利流入上海，为工业发展供给了丰富劳动力资源，上海新兴工业发展对乡村劳动力的吸纳，又为乡村解决了大量劳动力生计问题。可以说上海工业发展与腹地乡村显示出关系紧密的城乡统一市场体系，两者间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陈双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编辑部）点评认为，本场讨论论题集中，六位报告人的选题都非常有价值并且研究规范。田锡全老师对苏皖两省围绕米捐征收的争执，上海米业、地方政府围绕淞沪米石特捐的博弈，上海米业、政府与浚淞捐征收这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写作规范，资料丰富，建议在结语方面再进行一些理论提升。董建波老师试图通过个体体验反映时代特征，选题很好，研究中应该注意两点：一是点的选择，二是个体体验与时代关系的处理。周武老师的报告为我们处理个体与总体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样本。孔祥成老师讲解“粮棉之战”的研究不仅论说了事实，还阐明了为什么，阐明了历史现象背后的规律，但具体的语言使用上还有可以提升的地方。贾秀堂老师的文章做得很仔细，可以提升的地方在于结论部分只限于概括但是缺乏理论提升。桂强博士的文章用到了大量一手资料，并且很具有新意。于新娟老师的研究具体地呈现了中国近代化的样态，并且研究做得很精细，此外，本研究还很注意对学界关注的回应，应该注意的也是理论提升的问题。
蒙象飞（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持了主题论坛“城市精神、城市品格、城市历史研究”。
蒋国宏（南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表了题为《张謇与20世纪初的南通城市形象营销》的学术报告。晚清状元、我国近代“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一方面苦心经营，全方位加强内涵建设，在南通推进早期现代化建设，使城市规划理念先进，市政建设科学合理，市容环境整洁美观，文体事业比较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社会管理井然有序，塑造了开放、文明、发达的良好城市形象，成为全国的模范县。另一方面，多措并举，利用一切途径，宣传南通、推销南通，进行了城市形象营销的可贵探索。这些实践对南通在海内外树立模范县的品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今天的城市形象营销、塑造和传播良好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更好肩负起时代赋予新使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蒋杰（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了题为《<赤光>杂志出版、发行及版本研究—兼论法国新见之第50、53、55期概况》的学术报告。1924年创刊于法国巴黎的《赤光》，是中共旅欧组织创办的一份重要刊物。此后，随着国内与西欧政治形势的剧变，旅欧的中共党团骨干纷纷东返。受此影响，《赤光》的出版发行一度中断。编辑团队几经变换，继周恩来后，任卓宣、萧朴生和成仿吾等人先后发挥了重要作用。《赤光》的发行以海外为主，也有少量在国内流传。不过由于发行数量有限，发行方式以秘密邮寄为主，留存至今的《赤光》极为有限，且残缺不全。目前已发现的杂志，数量仅略多余已知发行期数的三分之一。2019年，他于法国国立海外档案馆内发现了此前一直未见的第50、53和55期原件。这一发现不仅使得现存的《赤光》数量由19期增加至22期，也将已知的最后一期由第54期推进至第55期，更拓宽了中共党史的研究视野，有助于丰富红色文献的研究。
訾夏威（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了题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杭州市房产税问题研究（1949—1956）》的学术报告。新中国成立初期，为纾解财政困难，需要提高城市税收的地位，一个重要措施是有选择地恢复民国时期城市所征收的捐税。当时尚无统一的政策规定，各地区纷纷制定自己的房产税（房捐）政策。各地房产税税法在征收区域和税率的规定等方面差异较大。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及国民党政府编查纰漏较多，杭州市人民政府先后两次编查房产税。同时他指出，房产税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征收区域、减免对象以及房屋折旧等方面的一些问题。
康越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发表了题为《上海支援兰州建设研究（1955-1957）——以“迁兰三厂”为例》的学术报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支援兰州建设无疑在新中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以“迁兰三厂”为代表的一大批轻工企业內迁，不仅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同时也促进了兰州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为重点工程建设的顺利展开提供了一定的保障；同时，通过将上海过剩的生产能力和人口迁移到内地，既有利于国家合理布局生产计划，也有助于帮助紧缩上海城市人口，缓解城市压力。此外，由于这一时期的迁厂工作与此后的“三线建设”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因而，其在迁厂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或在某种程度上为1960年代甘肃“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但是，三厂在迁兰前后所暴露出的问题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弊病和不足，搪瓷厂事件更是成为促使上海和各省市调整迁厂计划的重要因素之一。
赵鸣歧（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点评认为本组的选题都很好，他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论了兰州的产业转型，康越良同学的研究对于如何在当下的战略条件下推进城市的布局、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依据。訾夏威博士的研究回应了目前对于房产税的关心，是很有价值的个案研究，如果能够更精确地提炼对于当下建设的启示的话，该研究应当会更上一层楼，以史为鉴，开拓未来也是史学的一大价值所在。蒋杰老师在红色文化研究中颇有建树，这对于梳理本国文化源流、对外传播都意义匪浅。蒋国宏老师的南通城市文化研究非常深入，南通在江南地区也成为了城市营销的一大典范，这篇文章对读者有深深的吸引力。
此外，杨义成、郑国玉、唐钰岚、张屹峰、张鹏、何山青、张淑萍、丁冬汉、张国献、张铤、黄吉、王多等学者也参与了报告与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于新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学与宣传党总支书记孙宇伟进行了大会总结。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丁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