佟艺辰
近代中国的“开眼看世界”，始于魏源的《海国图志》。此后，西方地理学逐渐在中国的革命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9、20世纪之交西方地理学入华浪潮之中，梁启超扮演了独特的角色。于文史学者而言，“文学地理”的概念首创于梁启超1902年发表的《中国地理大势论》一文，这似乎已成常识。而在人文地理学领域，任公也堪称“中国地理学史上最早介绍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第一人”，尤以引介地理环境决定论为著。《中国地理大势论》的姊妹篇《亚洲地理大势论》，就具有鲜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色彩。
学界不乏对梁启超地理学思想的研究，不过，这篇《亚洲地理大势论》里有一位学者的名字，似乎少有人问津。而对这位学者身份的考索，将为我们揭开一段意味深长的人文地理学跨海之旅。
任公此文，在概述亚洲诸古代文明之后，写了这样一句话：
昔基约博士尝讲述欧洲之风土，以谓欧洲发达之原因全由地势之Permeability（易透达之意），而因以颂扬欧陆构造之佳妙，沾沾自喜焉。
这位“基约博士”是何人？梁启超没有做任何介绍，《中国地理大势论》《欧罗巴地理大势论》等文中，也不见任何有关此人的文字。
蒙友人提示，19世纪曾有位名为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c++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1787-1874）的法国史学家，著有《欧洲文明史》（Histoire générale de la civilisation en Europe），讲述欧洲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友人言，或许“基佐”就是“基约”。在笔者看来，这种可能性不大。以声观之，“基佐”与“基约”相距甚远；以形观之，把“佐”误写成“约”，也不大可能。即使其中“纪尧姆”之发音略与“基约”相像，回看任公原文，“permeability”一词用的是英文，或许说明他当时看到的是就是英文，而非法文。
假设梁启超看到的就是英文，那么就要找出“基约”可能对应的英文名字，再逐一搜索，挨个筛选。梁启超是广东人，笔者便搜索了一下粤语里“基”“约”：“基”读如/gei/，“约”读如/joek/。考虑到西文元音前送气的/p/、/t/、/k/，常常被译成汉语里不送气的/b/、/d/、/g/，那“基约”二字对应的英文名字，就可能以/k/或/g/开头，以/k/结尾，中间读如“约”。查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所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先从G开头的找起，如“Garrick”、“Garwick”、“Gauerk”、“Gavock”之类。一番搜索，只寻得一些画家、政客之流，杳无所获。
之后，再次蒙友人提示，梁启超此文乃是脱胎于日本人志贺重昂（1863-1927）《地理学》之一章，原文是：
ギヨー博士の歐羅巴洲の風土を講述するや、歐洲發達の源因を主としてその地勢の“Permeability”（「入り込み易き事」）に歸し以て歐洲大陸構造の至妙なる得々として稱揚せり……
即使不谙日文，仅凭汉字，也能大概看出这两段话实为一体，甚至梁文中“Permeability易透达之意”都是照搬日文。不过，虽然两句话看似一模一样，但是日文却蕴含了一个重要信息：ギヨー，音如“giyō”，这说明这位基约博士的原名，以/gi/开头，且结尾没有/k/，而是以/o/结尾的开音节，这样范围便大大缩小了。笔者便又找出来译名手册，重新在G开头的名字里仔细搜索。苦苦搜寻一番，寻得一个名字：Guiot，“吉奥特”。虽然中文译名里有“特”字，但依拼写来看，像是个法语名字，而且按照法语的发音规则，此处单词末尾的“t”不发音，正好符合“ギヨー”的读音。以此线索按图索骥，并没发现以此为名的历史学家，却发现了一个叫“Guyot”的地理学家——阿诺德·亨利·居约（Arnold Henry Guyot，1807-1884）。
居约出生于瑞士纳沙泰尔（Neuchâtel）附近的布德维耶（Boudevilliers），正处于瑞士西部的法语区。他早年在纳沙泰尔上大学，1825年赴德国求学，1835年于柏林获得博士学位，1848年移居美国，最终去世于普林斯顿。居约是著名的冰川专家，后来人们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平顶海丘”（guyot）。他还是一位地理环境决定论者，甚至认为地理因素决定了不同人种在样貌、体能、智力和道德上的高下之别。这个观点与梁启超笔下的“基约博士”颇为契合：“欧洲发达之原因，全由地势之Permeability”——这分明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
阿诺德·亨利·居约
1849年1月17日到2月24日，居约在波士顿的洛威尔研究所（Lowell institute）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后来集结成书，由哈佛大学的C. C. Felton教授（可能是Cornelius Conway Felton，1807年出生，是哈佛大学的古希腊语教授，1860年接任哈佛大学校长，1862死于心脏病）翻译成英文，以The Earth and Man,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physical geograph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为标题出版。虽然惠威尔（William Whewell，1794-1866）在1833年就发明了“scientist”这个词，但此书中“科学家”还被叫作“the man of science”，前言也还在用“自然之壮美反映出造物者的旨意，上帝之手巩固了我们的信仰”之类的语句来结尾。
在论述欧洲缘何发达时，居约写下这样一段话：
土地之小，邻居之近，内海岛屿棋布，大陆四处透达——请原谅我用这个词——这一切都在密谋着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起生活和文明的共同体，这构成了他们社会状态最基本和最宝贵的特征之一。
The smallness of the areas, the near neighborhood, the midland seas thick strown with islands, the permeability of the entire continent — pardon me the word — everything conspires to establish between the European nations that community of life and of civilization which forms one of the most essential and precious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social state.
全书只有这一处用了“permeability”一词，这也应是梁文——亦即志贺原文——的出处。而志贺重昂引用居约的这一观点，很可能是受到另一个人的影响——内村鉴三。
内村鉴三1861年出生于江户的小石川，少年时专习英语。1876年，为了开发北海道，日本政府建立了札幌农学校，招收官费生。次年，本来准备从东京英语学校毕业后进入东京大学学习的内村，因为经济上的原因，改入札幌农学校。此后，他受洗成为基督教徒，接着毕业、结婚、离婚。1884年，自费到美国留学，次年就学于马萨诸塞州的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1887年获理科学士学位。1888年回国，直到1930年去世。
正是在阿默斯特学院读书期间，内村读到了居约的The Earth and Man一书。他不仅精读此书，而且在此书的影响下，返日后于1894年出版《地理学考》，1897年改名为《地人论》。在《地理学考》的开篇介绍该书参考书目的部分里，第一篇就是居约的The Earth and Man。日本学者竹内启一和野泽秀树认为，要理解内村鉴三的地理学，不能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内村受到了居约的强烈影响；第二，其基督教信仰与其地理学思想之间存在龃龉。基督教信仰让他相信，日本的命运乃是神意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其地理学思想更接近于人文地理学开山祖师李特尔（Carl Ritter，1779-1859）的目的论哲学，而非居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言归正传，回到志贺重昂和梁启超。志贺出生于冈崎康生町（现爱知县冈崎市），1880年入札幌农学校学习，内村鉴三是高他三级的师兄。毕业后，志贺成为地理学教员，1895年就任东京专门学校讲师，教授地理学。1911年就任早稻田大学教授，直到1927年去世。作为地理学教师，志贺理应读过内村的《地理学考》或《地人论》。辻田左右男曾在论文中指出，19世纪初期，不同日本学者对居约的名字采用了不同的日文译名：小藤文次郎（1856-1935）译为“ジョー”，渡边光（1904-1984）则译为“グヨー”。志贺采取“ギヨー”的译法，与内村一致，或许也可作为“志贺对居约的了解是来自内村著作”的旁证。
志贺讲授地理学之目的，在于塑造和唤醒日本青年的本国意识。讲义开篇第一章，就是讲“地理学之必要”，要学生了解“世界之大势”。进而，课程第二到第六章分设“日本地理考究之方针”“亚细亚地理考究之方针”“支那地理考究之方针”“欧罗巴地理考究之方针”和“亚弗利加州、大洋洲、南北亚米利加州地理考究之方针”，及第七章“余意”，以介绍“世界之大势”。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并迅速掌握了日语，还曾与代表外相大隈重信的志贺重昂进行过“笔谈”。梁启超首先谈及光绪帝重新掌权的问题，设想在日本与英美的干预下，归政于光绪帝。志贺回信中，并没有对此正面回应，只言“矢野（按：矢野文雄，1851-1931，时任日本驻华待命全权公使）谒皇上，皇上健然。吾辈得报欢呼，盖皇上复权当非远”。
梁启超选择以志贺在东京专门学校讲授地理学的讲义为蓝本，创作《亚洲地理大势论》《中国地理大势论》《欧罗巴地理大势论》，意欲“通过地理学，教导民众把握世界形势，了解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并积极地建立起对‘中国’的主观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希望能唤起民众的爱国心，借由统合民众，向国民国家的形成迈进”。即使不管文字内容，不论思想之异同，仅凭“大势”之语，以及梁文之标题和志贺讲义之结构，也能看出梁文和志贺《地理学》之间的亲缘关系。
从“Guyot”，到“ギヨー”，再到“基约”，三个不同语言的名字，串起了一套学说的传播链，也折射出两个国家的自强史。石川祯浩有言：
众所周知，清末以后，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加，西洋的书籍、概念、各种学说的翻译、重译及其改写通过日本大量涌入中国；但是，如果没有使这些学说和概念得以成立的某种共同言论，这些学说和概念是难以被接受的。所谓共同言论，实际上，并非那些传世的尖端的学术书籍，而是那些摆在店头的通俗刊物，并非那些字斟句酌的译著，而是通过剽窃和翻版而来的杂七杂八的教科书。
居约的The Earth and Man，内村的《地理学考》，志贺的《地理学》讲义，梁启超的《亚洲地理大势论》，这些形态各异、旨趣不一的文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构建起了各自的“共同言论”。于是，一些学说和概念便得以传播、接受和变异，也给了后世的历史学家以无尽的研究话题。
参考文献
许桂灵、司徒尚纪：《试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地理学在中国传播的贡献》，《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10—514页。
梁启超：《亚洲地理大势论》，载于氏著《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第四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69—76页。
新华通讯社译名资料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二次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89年。
志贺重昂：《地理学》，东京专门学校藏版，1901年。
Arnold Henry Guyot. The Earth and Man, lectures on comparative physical geography in its relation to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ranslated by C. C. Felton, Boston: Gould and Lincoln, 1871.
内村鉴三：《地理学考》，警醒社书店，1894年。
Keiichi Takeuchi and Hideki Nozawa. “Recent Trends in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Thought in Japan: Mainly o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Geographical Thought.” Geographical Review of Japan, Vol. 61 (Ser. B), No. 1, 59-73, 1988.
于莹：《梁啓超の国民国家思想の形成——志賀重昂の地理学との関連を中心に》，《日本学研究》，2008年，第330—346页。
辻田左右男：《地人論の系譜——A. Guyotと内村鑑三》，《奈良大学紀要》，1977年第6号，第28—42页。
李成晴：《梁启超致大隈重信佚札考释》，《清史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8—144页。
石川祯浩：《梁启超与文明的视点》，载于氏著《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袁广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95—119页。
责任编辑：钟源
校对：刘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