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2月3日，澳门发生严重冲突事件，葡萄牙在澳门的管治威信丧失，爱国派控制局面，澳门实质上已经 “回归”。
长期以来，澳葡当局无所作为，民生落后，行政混乱、效率低且贪污盛行。而且，当时的澳门公务员，几乎都是本土葡萄牙人和世居澳门的土生葡人，态度嚣张，歧视华人。华人和葡人，大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一方面是贫穷和拥挤，另一方面是富足和悠闲，族群矛盾尖锐。
这些因素日积月累，为氹仔冲突埋下隐患。
1966年4月，澳门离岛——氹仔的底层民众，因小孩无处上学，就向当时的工务局申请拨付了一块地皮，扩建校舍。
然而，在办理开工手续时，因为官员没有油水可捞，大半年时间里，24次交涉和申请毫无结果。为赶在开学前建好学校，民众就按照惯例，先行搭棚动工，一边等开工许可。
不料，这回工务局却是效率奇高，马上派出葡警前往阻拦。
1966年11月15日，双方发生冲突，造成24人受伤，在场采访的1名《澳门日报》记者被拘捕。伤者中，一名菜农和一名爆竹工，被打伤头颅，不久因伤重去世。
3天后，愤怒的澳门华人走上街头，提出五项要求：惩凶、允许建校办学、赔偿、释放被拘人员、保证不再殴打民众。
11月25日，新任总督嘉乐庇抵澳，他是葡萄牙陆军准将，曾在在印度果阿、安哥拉等地服务。嘉乐庇于29日下午接见工商界代表，表示在建校一事上动用警力，属于处理失当，他承诺将成立一个中立委员会，彻查这一事件。
然而，这样的表态，已错过挽回事态的最佳时机。
12月3日中午12时许，总督府门前，澳门师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演变成大规模骚动。
警方开始动用棍棒，出动防暴车，扫射水喉，驱赶人群。
下午4时半左右，大批群众前往警厅，防暴警察施放瓦斯，开枪射击。
傍晚6时，总督颁令，实行宵禁。
据统计，冲突中，有11名华人被打死，212人受伤，62人被逮捕。
澳门华人毫不退缩，随即组织罢工。
与澳门一衣带水的广东，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驰援。
12月10日，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外事处、澳门华人社团向嘉乐庇提出六项要求，包括“立即向澳门同胞当面认罪和具签认罪书“、保证今后不允许国民党势力在澳门进行任何活动等。
12月12日，陆军司令施维纳等人试图动武，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葡萄牙本土当局忽然发出密令，加以制止。
12月16日，嘉乐庇将陆军司令兼市政厅长施维纳、警察厅长傅基利撤职，而海岛市代理行政局长晏德地、警察副厅长颜端尼，则于13、14日分别离开澳门，返回葡萄牙。
12月17日，华人社团举行死难者公祭，澳葡当局在出殡队伍经过关闸时，闸上葡萄牙旗下半旗致哀。
12月21日起，澳葡当局每天派出代表，到珠海拱北口岸，与广东省外事处、澳门华人社团谈判。参与谈判的澳门华人代表，有马万祺、崔德祺、何贤等人。
1月24日，澳门华人社团施加压力，决定执行“三不”政策：“不向澳葡当局缴纳一切税项”、“不售卖一切物品给澳葡官员”、“一律不为葡萄牙官兵提供任何服务”。
广东亦关闭与澳门接壤的关闸，停止将中国大陆的粮食及淡水输往澳门。
澳门元开始贬值，银行出现挤提，市面一片萧条。
1月27日，澳葡当局发表声明：“向此次事件的死难者遗属、受伤者、被捕者和遭受各种损失的受害者，以及全体澳门中国居民认罪、赔礼，并表示深切的歉意”，全部接受澳门华人社团提的6项要求，承担死难者的全部丧葬费和抚恤费，以及其他受害者的一切损失，合共澳门币2,058,424元。
1月28日，澳葡当局签署答复书。
1月29日，澳督嘉乐庇亲自前往澳门中华总商会，签署两份“认罪书”。
涉及氹事件、“一二·三”事件的官员先后离开澳门，返回葡萄牙。
大骚动就此暂告一个段落。
澳葡当局大权旁落，澳门社会自此被爱国派控制。国民党在澳门机构和团体被查封，在澳势力被全面肃清。
尽管葡人和土生葡人最终接受了澳门华人提出的所有条件，然而当中有很多人，心中并不服气，主要体现在葡人法官和警察，之后不认真处理有关华人的诉讼和案件，马虎粗率，拖延敷衍。
嘉乐庇于1970年9月续任两年，同年晋升将军。1972年7月，再续任两年。嘉乐庇任期重视澳门交通的发展，推动了澳氹大桥和九澳深水港的兴建。他于1974年10月离任，1995年病逝于葡萄牙。
1975年，新成立的葡萄牙文人当局向中方提出归还澳门的要求，但由于中方打算维持对澳门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故没有接受。
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归祖国怀抱。
回归以后，澳门百姓的生活有了非常大的改善。2020年，澳门的人均GDP排在世界第二，高达9万多美元，是香港的2倍左右，成为执行“一国两制”的典范。
澳门社会“爱国爱澳”的传统，回归之后愈加坚定，愈加深厚。
历史逆时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