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国学#
物色：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水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趣。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瀌々”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々”学草虫之韵。“皎日”、“嘒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连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矣。及长卿之徒，诡势瑰声，模山范水，字必鱼贯，所谓诗人丽则而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至如《雅》咏棠华，“或黄或白”；《骚》述秋兰，“绿叶”、“紫茎”。凡攡表五色，贵在时见，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于草木之中。吟咏所发，志惟深远，体物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写毫芥。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然物有恒姿，而思无定检，或率尔造极，或精思愈疏。且《诗》、《骚》所标，并据要害，故后进锐笔，怯于争锋。莫不因方以借巧，即势以会奇，善于适要，则虽久弥新矣。是以四序纷回，而入兴贵闲；物色虽繁，而析辞尚简；使味飘飘而轻举，情晔晔而更新。古来辞人，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物色尽而情有馀者，晓会通也。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赞曰∶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译】春秋四季不断更代，寒冷的天气使人觉得沉闷，温暖的日子使人感到舒畅；四时景物的不断变化，人的心情也受到感染。春天来到，蚂蚁就开始活动；到秋天降临，萤火虫便要吃东西。这些微小的虫蚁尚且受到外物的感召，可见四季变化对万物影响的深刻。至于人类，灵慧的心思宛如美玉，清秀的气质有似奇花；在种种景色的感召之下，谁又能安然不动呢？所以，春日景物明媚，人便感到愉悦舒畅；夏天炎热沉闷，人就常常烦躁不安；秋日天高气清，引起人们阴沉的遥远之思；冬天霰雪无边，往往使人的思虑严肃而深沉。因此，一年四季有不同的景物，这些不同的景物表现出不同的形貌；人的感情跟随景物而变化，文章便是这些感情的抒发。一叶下落尚能触动情怀，几声虫鸣便可勾引心思，何况是清风明月的秋夜，丽日芳树的春晨呢？所以，当诗人受到客观事物的感染时，他可以联想到各种各样类似的事物；他依恋徘徊于宇宙万物之间，而对他所见所闻进行深思默想。描写景物的神貌，既是随着景物而变化；辞采音节的安排，又必须结合自己的思想情感来细心琢磨。因此，《诗经》里边用“灼灼”二字来形容桃花颜色的鲜美，用“依依”二字来表现杨柳枝条的轻柔，用“杲杲”二字来描绘太阳出来时的光明，用“瀌瀌”二字来说明大雪纷飞的形状，用“喈喈”二字来形容黄鸟的鸣声，用“喓喓”二字来表现虫鸣的声音。还有用“皎”字来描绘太阳的明亮，用“嘒”字来说明星星的微小，这都是用一个字就道尽物理；有的用“参差”来形容荇菜的长短不齐，用“沃若”来表现桑叶的鲜美茂盛，这都是用两个字就完全描绘出事物的形貌。这类例子都是以少量的文字，表达出丰富的内容，并把事物的神情形貌，纤毫无遗地表现出来了。即使再反复考虑它千百年，能有更恰当的字来替换么？及至《楚辞》继《诗经》而起，所写事物触类旁通而有所发展。物体的形貌是多种多样的，不易完全描绘，因而词汇便复杂繁复起来；如描摹山川险峻的“嵯峨”和草木茂盛的“葳蕤”等，便大量出现。后来司马相如等人，于文章的气势力求奇特，于文章的音节力求动听，往往要用一系列的形容词藻，来描写山水景物。这就真如扬雄说的：《诗经》作者写的东西虽华丽，但恰如其分，而且文字也比较简约；辞赋家写的东西，就过于华丽，辞句也过于繁多。至于像《诗经·小雅·裳裳者华》中说到盛开的花朵：“有黄色的，有白色的。”《楚辞·九歌·少司命》中说到秋天的兰花：“绿色的叶子，紫色的茎。”可见凡是描绘各种色彩的字，适当应用，方觉可贵；如果青的、黄的层见迭出，那就过于繁杂，不足为奇了。晋宋以来，作品重视描写事物形貌的逼真。作者深入观察风物景色的神情，研究花草树木的状貌；吟咏景物从作者深远的情志出发，而描绘事物的诀窍就在于能密切地符合真相。所以，如果文字用得巧，事物写得逼真，那就像在印泥上盖印一样，用不着过多的雕琢，而事物的本来面目便可完全无遗地描绘出来。这就使人能从作品的字句里看到景物的形貌，了解到不同的季节。但是事物各有固定的样子，而作者构思却没有一定的法则；有的好像满不在乎地就能把景物写得很好，有的却仔细思索还和所描写的景物相差很远。《诗经》和《楚辞》中突出的特点，就是善于抓住客观事物的要点；后来善写文章的人，都不敢在这上面和它们较量。却无不依照这种方法，学其巧妙，随着文章的气势而显示出奇特来。所以，只要作者善于抓住事物的要点，就能把本来不新鲜的景物也描绘得极其新颖了。因此，一年四季的景色虽然多变，但写到文章中却要有规则；事物虽然繁杂，但描写它们的词句应该简练；要使得作品的味道好像不费力地流露出来，情趣盎然而又格外清新。历代作家，前后相继，在写作上都是错综复杂地演变着，并在一面继承，一面改革中取得新的成就。要使文章写得景物有限而情味无穷，就必须把《诗经》、《楚辞》以来的优良传统融会贯通起来。山水川原实在是文思的深厚府库；描写它的文字过简就会显得不够完备，过详又显得繁冗。屈原之所以能深得吟诗作赋的要领，不就是得到楚地山川景物的帮助吗？总结：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地观察这些景物，内心就有所抒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写作的灵感。
知音：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见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乃称“史迁著书，谘东方朔”，于是桓谭之徒，相顾嗤笑。彼实博徒，轻言负诮，况乎文士，可妄谈哉！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阅乔岳以形培塿，酌沧波以喻畎浍。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了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扬雄自称∶“心好沉博绝丽之文。”其不事浮浅，亦可知矣。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赞曰∶洪锺万钧，夔旷所定。良书盈箧，妙鉴乃订。流郑淫人，无或失听。独有此律，不谬蹊径。
【译】对文学作品做出正确的理解和评论多么困难呀！正确的理解和评论文章虽然困难，遇见能正确理解作者的评论家也不容易；要碰上能彼此理解的人，大概一千年也不过一两人吧！从古以来的评论家，常常轻视同代人而仰慕前代人，真所谓：“天天在眼前的并不任用，老远听到声名却不胜思慕。”从前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刚传出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秦始皇和汉武帝深恨不能和他们相见，但是后来相见了，结果是韩非下狱，司马相如被冷落，这不显然可以看出是对同代人的轻视吗？至于班固和傅毅，作品成就本来都很优秀，但班固讥笑傅毅说：“傅毅写起文章来就没停止的时候。”曹植评论文人时，也常贬低陈琳；丁廙请曹植修改文章，他就称赞丁廙说话得体；刘秀喜欢批评别人，他就把刘秀比作古代的田巴，他的意思也很容易看清楚。所以曹丕说“文人互相轻视”，这不是一句空话。还有楼护以为有口才，居然荒唐得要评论文章，说什么司马迁曾请教于东方朔，于是桓谭等人都来嘲笑楼护。楼护本来没有什么地位，信口开河就被人讥笑，何况作为一个文人学者，怎么能随便乱说呢？由此看来，见识高超崇古非今的人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这样的人；才华卓越而喜欢抬高自己、压低别人的人就是班固和曹植这样的人；毫无文采而误信传说、不明真相的人就是楼护这类人。刘歆看了扬雄的《太玄》后说：“我怕后人用它来盖酱瓮。”这难道是多余的感叹吗？麒麟和獐，凤凰和野鸡，都有极大的差别；珠宝和碎石块也完全不同，在阳光的照耀下，肉眼能够清楚地辨别它们的形态。然而鲁国官吏竟把麒麟当作獐，楚国人竟把野鸡当作凤凰，魏国老百姓把美玉误当作怪异的石头，宋国人把燕国的碎石块误当作宝珠。这些具体的东西本不难查考，居然错误到这种地步；何况文章中的思想情感本来就不容易看清楚，谁能说易于分辨优劣呢？文学作品十分复杂，内容与形式交织而多样化，评论者又常常各有偏爱，认识能力也不全面。性情慷慨的人遇见激昂的声调就打起拍子欣赏，心思细腻的人读到含蓄细致的作品就会很高兴，喜欢浮华的人看见绮丽的文章就动心，爱好新奇的人听到奇异的故事就觉得好听。凡是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作品就赞赏诵读，不符合的就看不下去；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偏见来理解衡量多种多样的文章，这就像一个人只知道向东望去，自然永远看不到西边的墙一样。只有弹过千百个曲调的人才能懂得音乐，看过千百口宝剑的人才能懂得武器；所以全面评价作品的方法，就是必须广泛地观察。看了高峰就更明白小山，到过大海就更知道小沟。在或轻或重上没有私心，在或爱或憎上没有偏见：这样就能和秤一样公平，和镜子一样清楚了。因此，要查考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先从六个方面去观察：第一是看作品采用什么体裁，第二是看作品的遣词造句，第三是看作品对前人的继承与自己的创新，第四是看作品中表现的不同手法，第五是看作品用典的意义，第六是看作品的音节。这种观察的方法如能实行，那么，作品的好坏就可以看出来了。文学创作是作家的内心有所活动，然后才表现在作品之中；文学批评却是先看作品的文辞，然后再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从末流追溯到根源，即使隐微的也可以变得显豁。对年代久远的作者，固然不能见面，但读了他的作品，也就可以看到作者的心情了。难道担心作品太深奥吗？只恐怕自己见解太浅薄罢了。弹琴的人如果内心想到山和水，尚可在琴声中表达出自己的心情，何况文章既用笔写出来，其中的道理怎能隐藏？所以读者内心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就像眼睛能看清事物的外形一样：眼睛清楚的话，就没有什么形态不能辨别；内心聪慧的话，就没有什么道理不能明白。然而世俗上认识不清楚的人，深刻的作品常被抛弃，浅薄的作品反而有市场。因此，庄周就讥笑人们只爱听庸俗的《折杨》，而宋玉也慨叹高雅的《白雪》不被人欣赏。从前屈原说过：“我内心诚朴，而不善于表达，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我的才华出众。”能认识出众的才能的，只有正确的评论家。扬雄曾说他自己“内心喜欢深刻的、博洽的、绝顶华丽的文章”，那么他不喜欢浅薄的作品，也就由此可知了。只要是见解深刻，能看到作品深意的人，就必能在欣赏杰作时获得内心的享受；好像春天登台所见美景可以使众人心情舒畅，音乐与美味可以留住过客一样。据说兰花是全国最香的花，人们喜爱而佩在身上，就可发出更多的芬芳；文学书籍则是国家的精华，要细细体味才懂得其中的妙处。一切愿意正确评论作品的人，还是特别注意这些吧。总结：三十万斤重的大钟，只有古时乐师夔和师旷才能制定。满箱子的好书，就依靠卓越的评论家来判断。郑国流荡的音乐会使人走入歧途，千万不要为它迷惑听觉。惟有遵守评论的规则，才不致于走错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