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忆的父亲
作者——解思忠
2007年9月13日，是父亲去世60周年的忌日。这天清晨，我从万荣县城乘车出发，回老家北牛池村。车子到村口后，沿着村外高低不平的土路缓缓地颠簸前行，终于来到了父亲的坟地。我让车远远地停在路边，独自一人下车走到父亲坟前，先绕坟一周，用铁锨培过土，然后跪在坟前，取出香纸和酒，焚烧祭奠后，磕了几个头……
父亲名叫解嘉珍，字聘之，生于1914年8月4日，一岁丧母。父亲在本村上学时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有的同学就说这是因为祖父是村长，老师偏向他；于是父亲便执意转到县城去上学，结果仍然考第一名。父亲外出上学后，每次回家晚上都要和家里的“伙计”（长工或短工）睡在一起。父亲生性耿直，有时近乎固执，从小就被人说是“认准一条道走到底”。
1930年，也就是和母亲结婚的那一年，父亲考入太原第一中学。当时，我们这个大家族已开始衰落，祖父身为长兄和家长，为了做个紧缩开支的表率，便让父亲停学，并不再寄钱。在面临辍学的情况下，一位名叫畅康候的老师主动提出要供父亲继续上学，这才使他免于失学。中学三年，太原距离家乡也不过就是几百里路，父亲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后来他对母亲解释说：“我总不能让老师供了我上学的学费，再供我回家的路费吧！”有一年除夕，父亲不愿意去打扰亲戚，更不愿意去打扰老师，却又无处可去，便买了个烧饼，独自一人在太原街头徘徊到深夜。
1933年初中毕业后，父亲不好意思再让老师继续供自己上学，便考取了按规定高中学历才能投考的黄埔军校（第十期二总队）；尽管是公费，但为了不让家里负担路费，在校4年也是一次都没有回去过。1937年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爆发，父亲奔赴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任代理连长。战役开始前他给家里寄去遗书，力劝我祖父如他战死一定要我母亲改嫁。在此后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因战时邮路不通，家中没有关于父亲的丝毫音信。当时老家都传说着日军轰炸上海的飞机一来就是遮云蔽日的一大片，大家都认为他凶多吉少。祖父情急之下病情加重，竟撒手而去。这年冬天，母亲有一天正和本家的女眷们在家里剥玉米，突然听见一个男人嚎啕大哭的声音由远而近，起初大家都还议论是哪个男人大白天哭得这样伤心，后来才知道是父亲——他进村后听到祖父去世的消息，便一路哭着回来了。
原来，父亲因长期的战壕生活身患疥疮，一直到年底战役结束后才请假经由汉口回家养病。养病期间，有一次父亲突然问母亲：“你猜我在这个世界上和谁最亲？”母亲一连回答了几个人，他都摇摇头说“不是”。最后，父亲才神色凝重地告诉她：“和我的兵最亲。”母亲虽然知道父亲每个月都把发给自己的薪水散发给士兵，但对他的这一说法仍然难以理解。于是父亲便告诉她：在一次日军飞机的轰炸中，士兵们在危急关头强把他推倒在战壕里，然后用身体压住他，结果这些掩护他的士兵全都牺牲了……父亲说到这里便泣不成声。
父亲病愈后被当地人士挽留，在国民党第二战区继续参加抗日。由于战功卓著，老百姓不断送来牌匾、锦旗，几个姐姐当时的棉衣衬里都是用锦旗做的。父亲带兵路过本村时从不让部队进村，他自己则是下马步行回家。1995年出版的《万荣县志》里，以及中共万荣县委机关报《万荣人》连载的“万荣史话”里，都记述有父亲生前的抗日事迹。例如，1999年7月2日《万荣人》连载的“万荣史话”里就有这样的记述：
“白天，解聘之跟吴哲之在汾南一带与日军周旋，晚上，袭击日伪警察所，铲除汉奸、土匪。1942年，解聘之率部在上寺、底寺、上下牛村和乔薛堡一带和日军血战，击毙日军小队长1名和日伪军四五十人，缴获战马3匹和许多枪械弹药。1944年某天，解聘之获悉日军有两辆货车从运城向北驶来，就在阎景村至乌停村低洼地带部署军队，待日军车辆进入伏击圈，一声令下，机枪猛射，将押车日伪军除击毙外全部俘虏，并缴获两辆汽车和物资。”
当时，国民党第二战区流传着“汾南三‘之’”的说法，是指汾南籍的三位抗战名人，因为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之”字：一位是杜任之，一位是上面提及的吴哲之，还有一位就是父亲。杜任之和吴哲之后来均秘密加入共产党，北京和平解放后，分别担任北京市政协首届秘书长和北京市政府首届秘书长。
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父亲31岁，军衔已是上校；因反对内战，被调离军队，在地处运城的第十五专署任职。这段时间虽然生活比较安定，继三个姐姐之后我又于1946年出生，但父亲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他由于看不惯当时国民党政府内部的不良风气，便撰写了一幅对联贴在家中的窗户上，上联是“内修智信仁勇严”（出自《孙子兵法》：“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下联是“外除烟赌酒色财”。有的人来家做客，看到这幅对联后便摇摇头苦笑着对母亲说：“聘之这样不合群，以后怎么再跟他来往呀！？”父亲这一时期还经常独自吟唱古曲“苏武牧羊”，每当唱到“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帷”时，便潸然泪下。他也许是有着某种不祥的预感——时过不久，母亲在33岁那年真的就开始了“红妆守空帷”的生涯，一直守寡至今。
1947年3月，父亲被调往地处偏远的垣曲县当县长。我曾托人查阅过《垣曲县志》，其中关于父亲的记载只有一句话：“解嘉珍，山西万荣县，民国36年（1947年），县长。”
2009年清明节我回去为父亲扫墓后，在没有告知家乡和当地任何人的情况下到垣曲县看了看。中午在一家餐馆用餐时，闲谈中餐馆主人知道了我的来意，便说他是县政协委员，家里有一些文史资料，里面也许有关于我父亲的记载，说罢，立刻回家抱来了一摞图书。我翻看了一下，里面果然有关于父亲的资料，便带回北京复印了其中的有关内容，然后又寄还给他。由于父亲在垣曲县的任职时间不到半年，所以关于他的记载并不多——
1947年3月21日《复兴日报》里有关于父亲赴任的报道，全文是：“兹悉：垣曲县长省府委定解嘉珍充任，闻该员已于日前由运城起程前往该县着手布置工作云。”据1947年4月29日《民众日报》等资料记载，由于前任县长卖掉国库400石麦子后于元月31日携款潜逃，所以父亲到任后首先发放赈款赈物，并通过垣曲籍省参议员呼吁，要求省政府“解除该县人民困难”；“由省府通令各机关，未通过县府不得直接向人民索要粮款物品”；“县款速由省补助，照章豁免田赋一年，并请拨发农贷款，使人民恢复耕作能力”。
当时垣曲地区共产党的活动非常活跃。这段时间父亲经常在深夜接听电话，声音压得很低，通话时间也很长；每当母亲询问是谁来的电话时，他都不吭声，只是神秘地用手指比划个“八”字——暗示是“八路军”。
1947年秋，父亲得知在西安的姑姑病重，便带领全家去看望。祖父母去世后，就留下他们姐弟二人，情同手足。从垣曲南渡黄河进入河南境内，由于铁路停运，一行人骑马前行；有一天父亲听说前方有过枪声，便将我们安顿好后，带人先去探路——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由于我们全家失去音信，几位亲戚便沿途寻访，在灵宝县的王垛村从衣服上辨认出一具无名尸体就是父亲，并从当地村民口中得知他死于9月13日。
关于父亲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
我很早就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到父亲遇难的地方去寻访一次，尽管不会弄清死因，也算是对他的一种追思。2007年8月我在陕西咸阳出差期间，决定在父亲去世60周年之前完成这个心愿，便与灵宝一家国企的周总取得联系，请他到王垛村寻访一下当年那位接待过外调人员的村党支部书记——他如果健在的话已是古稀之年了。周总很快就回了电话，告知已找到这位名叫王相威的老人了，并约定第二天在附近的函谷关会面。
8月20日下午，我们见到了王相威老人，75岁的他精神身体都很好。他带我横过门口的大路，沿着一条之字形小路下了土崖，贴着崖根向南，在一片庄稼地里走了大约十几米后，便停住脚步，指着一处崖根告诉我：“就在这里！”
父亲遇难处距离函谷关的关楼仅一箭之遥，紧邻自南向北流入黄河的弘农涧河，河对岸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据王相威老人讲，有一天清晨村里人发现父亲在崖根遇难；当时弘农涧河水大河宽，父亲遇难的地方距离河边不远，看样子是受伤后爬到河边喝了水才去世的。那天在村外还发现了两具尸体，从衣着上看是当地的“青年军”，其中一人不久就被家人搬走了。王相威老人当时15岁，父亲遇难后和搬运父亲遗体时他不仅都在场，而且还记得搬运父亲的亲戚告诉村里人，死者是“山西垣曲县长”。
我让王相威老人对父亲的死因做个分析。他说，当时的灵宝还没有完全解放，当地还在国民党地方武装组织“青年军”和土匪头目李之槐的控制之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
我在父亲遇难的地方徘徊良久。望着眼前高耸的函谷关关楼，望着脚下不远处黄水漫流的弘农涧河，望着与函谷关隔河相望的黄土高原，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父亲当年为何会鬼使神差地跑到这个要命的地方，又究竟是如何受伤致死的——这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说得清楚了。
父亲生前留下的遗物，只有一本黄埔军校的同学录。我清楚地记得那本同学录16开大小，厚约五六公分，重达几公斤，全书用铜螺丝装订，可以拆卸后自行调整内页。蓝绿色植绒封面上，中间竖印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十期同学录”两行烫金大字，左下角则竖印着“解嘉珍”三个烫金小字——母亲听父亲说，只有优秀毕业生才有这样一册封面印有本人姓名的同学录。
上小学开始认字后，家里也没有什么书，我就经常抱着这本又厚又重的同学录翻来覆去地看里面的图片和说明文字，以致对孙中山等民国要人早就印象深刻，对黄埔军校校训“亲爱精诚”之类似懂非懂的题词也早就烂熟于心，军校学生生活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父亲在同学录中仅有的两处批注也依然记忆犹新。一处是在“王敬久”照片旁边的小字批注：“吾师之师长”（经查，王敬久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任第七十一军军长兼八十七师师长，率部参加淞沪会战）。另外一处批注，则是在汪精卫照片的旁边：“汪逆精卫认贼作父卖国求荣人人得而诛之”。父亲还把单独印着汪精卫照片的这一页拆下来，装订在最后。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旧”时，由于害怕惹出事端，这本同学录被二姐填进灶膛里烧了。
除了寻访父亲遇难地这个心愿外，长久以来，关于父亲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寻访当年资助过父亲上学的畅康候老先生的后人。
1947年我们到西安后由于姑姑已去世，一时陷于衣食无着的困境。畅康候老先生当时也在西安，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便把父亲的亲友召集到一起，对大家说：“聘之走了，我们总不能眼看着他的女人孩子饿死在这西安吧！？”说罢，自己先带头拿出一笔钱来，其他人也都纷纷解囊相助；这样，我们才得以度过当时的难关。尽管母亲白天给被服厂做工，晚上带着姐姐糊火柴盒，但在城市生活终究难以为继，而且她也不愿意再去麻烦任何人，便于1950年带领我们返回山西老家。
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听母亲提起这位畅康候老先生。得知畅老先生于1958年去世后，母亲又嘱咐我们以后要设法找到他的后人，报答人家。然而，在“极左思潮”泛滥的那个年代，以我们家的历史背景，寻找畅老先生的后人无异于是在给对方惹麻烦；所以，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只能把这个心愿埋藏在心里。参加工作后倒是有几次出差去西安的机会，然而茫茫人海，又没有一点线索，到哪里去寻找呢？
2005年那次回到老家后，我突然想起畅康候老先生的祖籍就在本县，便托人帮助寻找。大约一个多月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个来自西安的电话，打电话的正是畅老先生唯一的孙子。据他说，得知我打听他们的消息后，由于不了解我的情况和用意，没有贸然联系，后来还是从他一位远在外地、年近九旬的姑姑那里了解到先辈之间的关系，这才给我打了电话。应我的请求，他寄来一张畅老先生的照片，使我得以瞻仰父亲恩师的遗容。
畅康候老先生的孙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父亲当年由于受我父亲影响，也考取了黄埔军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也已去世；他本人一直在银行工作，目前夫妇二人都已退休，家境还不错；一个儿子是学计算机的大专毕业生，目前在西安做电脑销售。当我得知畅老先生这个唯一的曾孙有意到北京、上海等地发展后，便在北京联系了两个单位，邀请他们父子二人来京，安排住宿了一个多月，并按照他们的意愿，让孩子在其中的一个单位上了班。
畅康候老先生资助父亲上学和全家生活，已是半个多世纪前的事了，但我一直铭记在心，不敢忘却。古人有“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之说，畅老先生的“涌泉之恩”是我们生生世世都难以报答的！
对于父亲，我已是没有丝毫的记忆了——毕竟他去世的时候我才一岁多。听母亲说，我出生后的那年夏天，父亲每天回家后不管多晚、多累，都要先把我放在盆里洗个澡。母亲还说，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时间，我只要看到旁边有身着军装的人，都要伸手去拉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