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凯蒂·弗格森
摘编｜张进
《霍金传：我的宇宙》，作者：（美）凯蒂·弗格森，译者：张旭，版本：磨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霍金在剑桥的第一年可以说是很糟糕了。霍伊尔的研究生招满了，史蒂芬被调剂到丹尼斯·施玛名下。施玛在物理学界的名声不比霍伊尔—史蒂芬根本就没听说过施玛这个人—但大家知道他是个好导师，非常关心学生。他在剑桥的时间比霍伊尔多很多，因为霍伊尔是国际知名学者，经常去世界各地的天文台。施玛和霍伊尔都相信宇宙的“稳态”理论，这个理论是霍伊尔与赫曼·邦迪以及汤姆·古德创立的。
稳态理论承认宇宙在膨胀，但是与大爆炸理论不同，并不要求时间一定要有起点。稳态理论认为，宇宙在膨胀，星系之间的距离在拉大，新的物质会填充星系之间越来越大的空隙，最终形成新的恒星和星系。在过去或未来的任一时刻，宇宙的样子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稳态理论注定会输给大爆炸理论，不过有那么一段时间，它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
以霍金马马虎虎的数学基础，学习广义相对论已经有些吃力了。他后来说“我只在圣奥尔本斯学过数学，目前为止够用了”，但这时他已然觉得不够用了。他非常后悔听从父亲的建议，没有在牛津读数学。施玛建议他专攻天体物理学，但史蒂芬坚持要研究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开始艰难地自学，勉强撑下去。在伦敦国王学院，赫曼·邦迪开了一门广义相对论的课，史蒂芬和其他剑桥的研究生经常去听课。
即使对于数学基础很好的人，选择相对论和宇宙学都有些冒险。科学界对宇宙学不太待见，始终持怀疑态度。霍金后来回忆道：“大家都认为宇宙学是伪科学，宇宙学家们年轻时也许还有点用，但是不知怎的就老糊涂了。”宇宙学经常需要推测，但是经常连支持推测的数据都收集不全。施玛在认识霍金之前两年，还写到宇宙学是“争议性很大的学科，基本没有公认的学科体系”。
霍金了解这些困难，但是在前沿领域工作、探索无人之境的诱惑是无法抗拒的。宇宙学和广义相对论“虽然当时不受重视，但是已经可以更进一步了。跟基本粒子不同，那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大家都认为很难理解。能给（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找到解就已经很值得开心了，至于这个解有没有物理上的意义，也没人关心了”。
霍金也指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确很完善，将引力解释为时空的翘曲，施玛对宇宙学的观点是正确的。大爆炸理论和稳态理论，究竟哪个可以准确描述宇宙的历史？这场争论依然争得热火朝天。宇宙究竟有没有开端？21世纪的我们回过头去会发现，1962年，霍金刚进入剑桥读研究生时，这场争论居然没有一点平息的迹象。
霍金没能跟随霍伊尔读博，加上数学基础不牢，的确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对于研一的学生来说也不算什么。他在广义相对论的道路上艰难跋涉，同时自己尽力摸索数学理论，试图理解相对论。然而，从1962年的秋天起，另一个罕见又无情的问题困扰着他，很可能让他的一切努力都化为泡影。他在牛津读大三时发现自己变得笨手笨脚，来到剑桥后更加严重了。他在剑桥的第一个学期，连系鞋带都困难，有时话也说不清楚。他口齿越来越含糊，第一次见他的人还以为他有语言障碍。
在剑桥读完第一个学期，他回到圣奥尔本斯的家过圣诞节时，他身体上的问题已经瞒不过父母了。弗兰克带着儿子去见了家庭医生，医生推荐了一名专家，他们预约节后去看专家。
1965年，23岁的霍金获得了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
1963年1月，史蒂芬·霍金过完21岁生日之后，不得不去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医院做检查，没法回校开始春季学期了。令人稍感欣慰的是，他的妹妹玛丽追随父亲的脚步学了医，当时正在“圣巴医院”实习。史蒂芬不想要父母安排的单人病房，因为他有“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在医院，专家提取了他手臂肌肉的样本，在他身上插入电极，还给他的脊椎注射不透辐射的液体，然后让他躺在床上，在X光下让床前后倾斜，观察液体在他身体里的运动。两周之后，史蒂芬出院了，医生含糊地说他的病“很不常见”，并不是多发性硬化症。医生建议他回剑桥继续读博。史蒂芬后来在个人回忆录里写道：“我觉得，他们认为病情会继续恶化，却无能为力，只能让我吃维生素。我知道他们没指望维生素起什么作用。我不想再问什么细节，因为情况显然很糟糕。”
直到史蒂芬跟伊索贝尔去滑冰，摔倒了却站不起来之后，她才意识到儿子的病情有多严重。费了好大劲离开冰场之后，她把史蒂芬带到一家咖啡厅，逼他说出身体上的问题以及医生的诊断。她坚持要亲自跟医生交流，但她得到的结果依然十分不乐观。
史蒂芬·霍金的病—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十分罕见，当时没有治疗方法，在英国被称作运动神经元病，在美国叫作卢伽雷病。ALS会让脊髓和大脑内控制随意肌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衰变。早期症状通常是身体虚弱，双手颤抖，有时会出现口齿不清和吞咽困难。随着神经细胞的衰变，这些细胞控制的肌肉也会萎缩。最终，身体的所有随意肌都会萎缩。虽然除了史蒂芬，其他患上此病的人也有活了几十年的，但绝大多数病人都会在患病两三年后，因呼吸肌萎缩导致的肺炎或窒息而死。ALS不会影响心脏、排泄和性器官的非随意肌，大脑也能够一直保持清醒。对有些人来说这一点是优势，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噩梦。晚期的病人经常需要注射吗啡，并不是为了止痛—因为这个病一点也不痛—而是控制恐慌和抑郁。
霍金的一切都改变了。他一如既往地“轻描淡写”，说自己当时的反应是“意识到我得了绝症，可能只有几年的寿命，还是有点吃惊的。我怎么会遇上这样的事？为什么会突遭横祸？不过我在医院的时候，看到对床那个不太熟的男孩死于白血病，他的样子有点惨。显然还有比我情况更糟的人，至少我还没感觉自己病了。我一有惋惜自己的念头，就会想起那个男孩”。
不过，霍金一开始还是陷入了抑郁。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会变成什么样，病情恶化速度有多快，或者恶化之后是什么样。医生建议他继续读博，但他的博士生涯本就不顺利。这一点对他的打击几乎像病情一样严重。如果他活不到被授予博士学位的那天，读博又有什么意义，不过是在身体逐渐死去的过程中，给大脑找点事做罢了。他在三一学堂的宿舍里难受得闭门不出，不过后来他坚称：
“杂志里对我酗酒的报道是夸大其词了。我觉得自己很悲伤，听起了瓦格纳的乐曲。
“我当时做的梦也让我很不安。在确诊前，我觉得生活很无聊，好像没什么值得做的事。但是出院之后不久，我就梦见自己上了刑场。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能获缓刑，那么我还有许多值得做的事。我还做了好几次牺牲自己拯救他人的梦。如果我无论如何都要死，还不如先做点好事。”
弗兰克动用了他在医学界所有的关系。他联系了所有研究类似疾病的专家，但都一无所获。史蒂芬的医生希望他的病情能够稳定下来，然而他的病情飞速恶化。不久之后，医生就通知他们史蒂芬大概只有两年的寿命了。这时，弗兰克找到施玛，请他帮助史蒂芬提前完成博士论文。施玛了解史蒂芬的潜力，即使知道他命不久矣，依然不同意破例，拒绝了他父亲。
史蒂芬在论文上仍旧没什么进展，他在三一学堂结识的新朋友罗伯特·多诺万在生活上帮了他很多。1963年秋天，多诺万搬到剑桥的亚当斯路1号，霍金在那里已经住了1年。多诺万到的时候，房子里空无一人，后来发现霍金在后院练槌球，还邀请他进屋喝茶。在这所后来被罗宾逊学院拆除的老房子里，两个人结下了一辈子的友情。他们每天晚上都一起穿过柏瑞尔路，从格兰特旅社桥跨过卡姆河去学院吃晚饭，再散步回去。“史蒂芬是我认识的最有趣的人，”多诺万说，“虽然我一开始以为剑桥的人都这样。”霍金当时走起路来已经“起伏不定”，他们常走的路又很不平。多诺万觉得霍金随时有可能摔倒，要做好准备扶住他，又不能表现得太刻意。霍金没有多说自己的病情，只说是免疫系统攻击神经系统引起的。
多诺万是化学专业的，他给霍金讲了自己的研究之后，霍金提出的问题深入又有见地，让他对化学的理解也更透彻了。多诺万有哪一点没有解释清楚，史蒂芬一定要他再试一次。他们一起走路时，“会有人擦肩而过，跟史蒂芬打招呼，但我们不会停下。我们就一直聊着天，继续赶路”。他们晚上一起出去散步的第一年，经常会听着瓦格纳的乐曲，聊到凌晨两三点。
一年之后，多诺万结婚了。史蒂芬对一切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多诺万还听取了史蒂芬的建议，在剑桥郊外的科顿买了一套房子。他在切斯特举行的婚礼上，霍金和另一个朋友还追着新婚夫妇的车跑。新郎和新娘跑掉之后，走到了一所装点着彩旗的房子，房前还挂着“新婚宴尔”的标语。这些都是霍金的功劳，他“总是喜欢找乐子”。
霍金的病确诊后两年，病情恶化的速度有所缓解。“我没死。尽管我知道自己的前景黯淡，但我居然比过去更会享受生活了。”他不得不拄拐，但他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残疾和死亡虽然还是不可避免，但终归推迟了一些。既然霍金还能多活一阵子，施玛就建议他完成论文。霍金得到了缓刑，虽然只是暂时的、不确定的，但生命还是宝贵的，还有很多值得霍金花时间的人和事，其中就包括简·王尔德。
1963年1月，就在霍金入院检查之前，巴塞尔·金和妹妹戴安娜在圣奥尔本斯办了一场新年派对。霍金在那里遇到了戴安娜的朋友简，她当时即将从圣奥尔本斯高中毕业，秋天就要去伦敦大学的韦斯特菲尔德学院学习语言。简后来描述在派对上看到史蒂芬时的样子：“身材瘦削，在角落里靠着墙，背对着灯光。说话的同时，修长的手指一同做着手势，头发垂下来盖住了眼镜，穿着满是灰尘的黑色天鹅绒西装上衣，配红色天鹅绒领结。”
史蒂芬把在牛津的口试经历（就是他拿到一等学位的那次）稍微修饰了一下，给他一个从牛津过来的朋友和简讲了一遍，比如他让考官们给他一等学位，让他以“友校间谍”的身份去了剑桥。简觉得这个头发凌乱的博士生真的很聪明，但又很古怪、很傲慢，也很有趣，简非常喜欢他自嘲的聪明劲儿。他说自己学的是宇宙学，但她并不知道宇宙学是什么意思。
史蒂芬和简在派对上交换了姓名和联系方式，几天之后的1月8日，简就收到了生日派对的邀请—史蒂芬的21岁生日。这是简第一次接触住在圣奥尔本斯山边道14号上古怪的霍金一家人。虽然她在圣奥尔本斯见过多数家庭成员，但她还是觉得自己在史蒂芬的家人和朋友面前显得过于单纯，整晚基本都待在炉火边，跟坐在她膝盖上的爱德华—史蒂芬的弟弟一起取暖。那天晚上，史蒂芬也不太顺心。他身体上的问题藏不住了，他连倒杯酒都困难。
大约一个月之后，简无意间听到戴安娜和朋友在讨论史蒂芬确诊的病情，他得了“某种很严重，会让人瘫痪的绝症……有点像多发性硬化症，但又不是。他们认为史蒂芬只剩几年的寿命了”。戴安娜的哥哥巴塞尔之前去医院探望过史蒂芬。
一周之后，简居然在圣奥尔本斯的火车站台偶遇了史蒂芬，跟之前的样子差不多，只是着装更传统，发型更精神了。他们都在等去伦敦的火车。一路上，他们坐在一起聊天。简说到为史蒂芬住院惋惜的时候，史蒂芬皱起了鼻子，什么都没说，于是她换了话题。史蒂芬问她愿不愿意趁他周末从剑桥回家的时候，跟自己去剧院，她答应了。
他们的第一次约会是去伦敦看戏剧，还共进了晚餐。那晚他们花了太多钱，坐公交去火车站的路上，史蒂芬才意识到自己没钱了—当时还没有ATM。虽然史蒂芬给简安排的第一次约会很奢侈，但最后不得不问简能不能付公交的钱。简在手包里翻了好久，才发现钱包不见了，于是两个人开始了第一次“冒险之旅”。趁没人问他们要钱时，他们溜下公交，回到已经关门的老维克剧院，从舞台的侧门溜了进去。他们在座位底下找到了简的钱包，正以为一切顺利时，灯突然全灭掉了。史蒂芬牵起简的手，两个人摸索着穿过舞台，然后走出舞台侧门，史蒂芬自信地在前面走，简跟在他后面，“悄悄地仰慕着他”。
史蒂芬绝对不是那种出去约会只知道吃比萨、看电影的人，他第二次约简出去，就是去三一学堂参加“五月舞会”。去伦敦看戏剧、共进晚餐，再参加剑桥的五月舞会，这绝对是每个姑娘梦寐以求的约会。
6月，史蒂芬带简去剑桥时，他的病情还是让简吃了一惊。她担心这个“瘦削、弱不禁风又有些跛脚、好像在用方向盘撑着自己的人”能不能把车开到剑桥。一路上的确“险象环生”，但并非因为史蒂芬的腿脚不灵便，而是因为他在路上鲁莽地飙车。到地方后，简发誓回家时一定要坐火车，不能再坐他的车了。
虽然跟三一学院和圣约翰学院比起来，三一学堂还是有些小，但这里的五月舞会依然魔力十足。草坪和花海到了卡姆河和后花园边上逐渐稀疏，点起了浪漫的灯光，着正装的大家都比平时更美、更帅。校园内各处的音乐均不相同，迎合着不同品位的人。一间墙上嵌满木板的房间有一支管弦四重奏。学堂里有卡巴莱，有爵士乐队，有牙买加钢鼓乐队。浴缸里装满香槟供大家喝，还有豪华的自助餐。活动一直持续到凌晨，并且供应早餐，第二天还可以乘篷船。史蒂芬和朋友前一秒还在为什么知识争得不可开交，下一秒他的朋友们就非常绅士地照顾他不太方便的腿脚。简一开始有些摸不着头脑，后来就对他们刮目相看了。让简失望的是，舞会结束后史蒂芬不同意她坐火车回家，所以她到家时仍惊魂未定，甚至还有点恶心，下车后就把史蒂芬扔在车上，溜进了家门。简的母亲坚持让她邀请史蒂芬进来喝杯茶。虽然两次约会都很浪漫，霍金也觉得简是个“很好的姑娘”，可两人之间还没产生火花，也正是这时，德里克·波尼发现他的老朋友突然对约翰·邓恩的诗产生了兴趣，都是很美、很直白的情诗。
简后来又和史蒂芬以及双方的家人见了几面，然后因为去韦斯特菲尔德读语言的需要，她夏天去了西班牙。回国后，史蒂芬已经去了剑桥，她也很快离开圣奥尔本斯，开始在伦敦的生活，攻读学位。直到那年的11月，她才有了史蒂芬的消息。史蒂芬当时去伦敦看牙医，邀请简去华莱士典藏博物馆（展示艺术、家居、陶瓷、武器和盔甲的博物馆），顺便共进晚餐，然后去看瓦格纳的歌剧《飞翔的荷兰人》。约会时，史蒂芬在下摄政街上摔了一跤。简扶他站了起来，发现他的步伐越来越不稳，但是想法却越来越执拗。当时是肯尼迪遇刺后不久，他还表达了自己不满肯尼迪对古巴导弹危机的处理。
那年春天，史蒂芬经常去伦敦参加讲座或看牙医，而且好像总是能拿到歌剧的票。简周末也经常去剑桥见他。这时她毫无疑问已经“爱上了史蒂芬，爱上了他奇怪的幽默感。他眼中的光有神奇的吸引力”，但她不想只跟他谈一会儿恋爱。可惜在史蒂芬身上只能看到那么远的未来，他们共度的周末也不算开心，简经常流着泪回到伦敦。
当时的一个问题在于，史蒂芬虽然对绝大多数事物都很健谈，却不愿意说起自己的病，或是分享自己对此的感受。虽然有时简觉得有点困扰，但她也没有要求史蒂芬说。后来她才意识到，拒绝沟通为后来他们的关系破裂埋下了伏笔。
深冬的一天，史蒂芬去哈利街看过医生后见到了简。她问史蒂芬情况如何，“他做了个鬼脸”，告诉她，医生说“不用来了，我也无能为力”，然后就不说话了。
简在韦斯特菲尔德的第一年，经历了对自己信仰的质疑。本来这样一个有魅力又聪明，甚至能让简觉得自己像个“笨拙的少女”的小伙子，应该很容易让简变为不可知论者，甚至无神论者。但简坚持了童年时母亲灌输给她的、对上帝的信仰，也坚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她认为“如果想让当前的状态有所改善，就要对两个人都保持足够的信任”。史蒂芬虽然从来不信上帝，但还是很钦佩她的热情和乐观，慢慢地也被她这种情感所感染。
然而并不是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尽管冬天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好，但是简在1964年春天去西班牙待了一个学期，写给史蒂芬的信却没有回音。那年夏天，她要和家人一起游欧洲，出发之前她还要在圣奥尔本斯待上一阵子，她发现那时的史蒂芬忧郁又悲观，大声放着瓦格纳的乐曲，一点也不想改一改他吊儿郎当和沮丧的态度，好像还打定主意要疏远她。后来简接受采访时说：“他当时真的很可怜。我觉得他可能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他很烦恼。”那年夏天，他们基本没有见面。史蒂芬和妹妹费丽帕去了拜鲁特，看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巡演，再从那里出发，穿过冷战的铁幕，到达布拉格。
简和家人的欧洲行接近尾声时，她在威尼斯的酒店收到了史蒂芬寄来的明信片。史蒂芬能给她寄明信片已经很难得了，内容居然还很向上，包含了许多信息。明信片上是能俯瞰奥地利萨尔茨堡全城的要塞，史蒂芬在寄言里感慨着萨尔茨堡的音乐节，还有拜鲁特和布拉格。简带着这张明信片，在浪漫的氛围中游历了威尼斯，她控制不住自己回到英国和史蒂芬重聚的迫切期望。
当简回到圣奥尔本斯时，她发现史蒂芬比夏天时精神好了很多，虽然在德国坐火车时不小心磕掉了一颗门牙—可惜了他在伦敦看那么多次牙医。他的身体状况也有所稳定，他有勇气展望未来了。
秋季学期开始时，剑桥秋雨连绵，史蒂芬向简求婚，简答应了。“我想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目标，”她说，“我在照顾他这件事上找到了。但我们当时在谈恋爱，然后结了婚，我好像也没的选。我只是决定了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做到了。”他们二人意识到，“我们可以一起创造些让生活更有意义的事”。
对史蒂芬来说，简答应求婚“意味着一切”。“订婚这件事改变了我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目标，让我坚定了活下去的决心。没有简给我的帮助，我没有走下去的能力，也没有走下去的意志。”
霍金与第一任妻子简
简的父亲认可了他们的婚姻，条件是简一定要完成学业，而且不能接受无理的要求。弗兰克建议，考虑到史蒂芬的预期寿命没有几年了，他们得赶快要个孩子。他以医学专家的身份保证，史蒂芬的疾病不会遗传。
他们的婚姻有一个阻碍必须马上处理，就是韦斯特菲尔德学院不允许在校本科生结婚。考虑到简的未婚夫可能活不到她毕业的那天，学院破了例。不过学院还是要求简搬出校园，在伦敦自行解决住宿问题。她在伦敦的住所度过周一到周五，周末去剑桥陪史蒂芬。史蒂芬也得搬出校园，寻找新的住所。
霍金天生的乐观又回来了，他找到了用市话的价格打伦敦长途的方法，他们经常在电话里长谈，“我们聊到未来的工作、住所、婚礼事宜，还有第一次美国之行……婚礼之后10天就出发，在这些事面前，我的病情不过是一点小麻烦而已”。
霍金的研究终于有了进展。他觉得自己无比幸运，因为他的病虽然会让身体瘫痪，却不会影响大脑。理论物理的研究工作几乎全部要在他脑海中完成了，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不会被身体残疾严重影响的工作。
霍金的态度听起来很勇敢，不过听到别人这样说自己，他还是会有些尴尬。如果他完全出于自愿选择了这条路，那才叫勇敢，并且需要很强大的意志坚持，然而事实并非这样。他只有一条路可选。他的说法是：“人要成熟起来才能意识到，生活是不公平的。你只能在自己所处的情境下，尽自己的全力。”他在1964年是这样，后面的半生也是这样，对自己的身体问题越少提越好。如果这本书只谈他的科研成就，完全不提他达到这样的成就要比普通人付出更多，他肯定会欣然接受。关于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残疾一点也不重要。叫他“病人”是不准确的。健康不仅包括身体健康，还包括心理健康。这样衡量的话，他多数时候应该都是最健康的人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以及其他人撰写的关于他的作品，将这一点说得明明白白。如果你跟他相处过，你的体会会更甚。霍金的形象就是这样，虽然他警告大家“不要完全相信文字”，但这个形象却是千真万确的。
与此同时，如果没有工作，史蒂芬就没法结婚，而没有博士学位，他找不到工作。他开始寻找博士论文的灵感。
挑战未来
虽然自1963年冬天病情确诊以来，霍金的生活一直不得安宁，但他对宇宙学的兴趣却一点也没受到恶化的病情或是和简的感情影响。他应用数学及理论物理系（通常称为DAMTP）的办公室，就在杰扬·纳里卡的隔壁—霍金入学剑桥那年夏天共事的研究生。纳里卡是霍伊尔的学生，与霍伊尔一起尝试根据当时与广义相对论有冲突的观测数据，适当修改广义相对论，以调和相对论和稳态模型。这个挑战激起了霍金的好奇心。
1964年6月，霍伊尔和纳里卡的论文发表前，霍伊尔在伦敦的英国皇家科学院做了一场相关的讲座，霍金也参加了。到问答环节时，霍金借助拐杖举起了一只脚，质疑霍伊尔的一项结果。霍伊尔很吃惊，问霍金怎么能判断结果的对错。霍金说是“自己算出来的”。霍伊尔和观众都不知道，霍金之前跟纳里卡讨论过很多次，也做过计算，还以为他是当场在脑子里“算出来的”。观众对他很钦佩，霍伊尔却对他很恼火。令人惊讶的是，霍金和纳里卡还是朋友。就这样，他聪明又随性的名声传了出去，他对膨胀宇宙相关的计算结果以及推测结论也产生了兴趣。
霍金了解到，英国有位数学家及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研究恒星的核燃料耗尽后，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坍缩会出现什么情况。彭罗斯的理论是建立在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和约翰·A.惠勒等物理学家的研究成果上。他的理论认为，如果坍缩发生时不是绝对的平滑、对称，恒星会最终坍缩成为一个点，质量无穷大，引起的时空翘曲也有无穷大的曲率，成为黑洞中心的一个奇点。
霍金从这个理论出发，逆时间轴而行，想象一个质量无穷大、引起无穷大时空翘曲的点—奇点—向外爆炸并且持续膨胀。他认为宇宙就是这样诞生的。最初，时空都蜷缩在一个微小、没有维度的点，然后发生大爆炸，并继续膨胀，直到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宇宙。宇宙会不会是这样诞生的？宇宙一定是这样诞生的吗？在这样的条件下，彭罗斯关于黑洞的理论不一定还能站住脚，但是霍金（引用了查尔斯·米斯纳和布兰登·卡特的研究成果）发现了新的数学工具，推导出了自己想要的结果，得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的确表明存在宇宙大爆炸这类奇点的结论。
由此，霍金踏上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知识之旅。他说：“我这辈子第一次努力。我惊讶地发现自己还挺喜欢。也许叫努力并不合适。”
年轻时的霍金
1965年
1965年冬天，霍金申请了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奖学金。简当时还住在伦敦，在韦斯特菲尔德学院攻读学位，她周末到剑桥之后，霍金说：“我还希望简能帮我把申请材料打出来，但是她伤了胳膊，打着石膏。说实话，我并没有特别同情她。不过她伤的是左臂，她还能听我口述，写在纸上，再找人打出来。”
简的胳膊并不是史蒂芬申请奖学金的最大障碍。他还需要找两个推荐人。丹尼斯·施玛建议他找赫曼·邦迪。史蒂芬之前参加过邦迪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广义相对论课程，但跟他不太熟。“我跟他见过几次面，还交流过我写给皇家科学院的一篇论文。有次，他在剑桥做完讲座之后，我问了他（能否做我的推荐人）。他不置可否地看着我，然后答应了。显然他不记得我，因为学院要他提供推荐信时，他说没听说过我”，这很可能毁了史蒂芬的申请。因为现在申请研究员奖学金的人非常多，这样的事确实会有影响，但史蒂芬是幸运的。“当时平静得多。学院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联系推荐人的结果。我的导师联系了邦迪，顺便帮他回忆了一下，然后邦迪给我写了封有些过分赞美我的推荐信。总之我申请成功了。”
1965年春天，史蒂芬的研究生涯又传来了好消息，他在私人举办的“引力奖”竞赛中获得了“优秀奖”。如果他没错过交稿的截止日期，应该不只是“优秀奖”，不过100镑的奖金对他即将到来的婚礼也能有所帮助。同时，伦敦举办了一场讨论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的国际论坛，史蒂芬第一次参加这种论坛，他遇见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基普·索恩。索恩的博士学位是在普林斯顿拿到的。看到这个拄着拐杖，有些摇摇晃晃，说话还有点口吃的小伙子把罗杰·彭罗斯对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稍做改动，应用到对宇宙结构和历史的研究上，索恩很是钦佩。他们在论坛的茶水间里畅谈，就此展开了一段终生的友谊。索恩是霍金的朋友中为数不多，甚至可能是唯一一个听霍金坦诚地讨论过自己不太乐观的未来的人。
1965年7月14日，史蒂芬·霍金和简·王尔德举行了世俗婚礼，第二天在三一学堂的礼拜堂举行了宗教婚礼。婚礼的照片上，霍金用一柄伞当拐杖。作为霍金的伴郎，罗伯特·多诺万并没有像霍金在自己的婚礼上那样搞恶作剧或者追着新婚夫妇跑，抑或为他们装饰一座房子。
理论物理充满了悖论，而一位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因为一场本来会打击、毁灭自己的悲剧，燃起了对生活的热情，他科研生涯的辉煌，又是为了找工作、结婚，一定要给博士论文找一个题目而开始的，这些看来似乎也没什么不妥。霍金简明扼要地总结：虽然我听着瓦格纳的歌剧，把自己想象成悲情英雄，还做了许多梦，经过一年，或者更久的抑郁……但是之后“我变得无比快乐”。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陈荻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