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莫言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已九载有余。
虽说国内很多作家对诺奖的评判标准不置可否,然而不得不承认,多数国人对这项历史悠久,饱负盛名的奖项情感还是相当复杂的。
从鲁迅谢绝瑞典人邀约到老舍自杀无缘参评,从沈从文杀入决选遗憾落选到北岛三次入围最终惜败一筹...
即使是12年莫言拔得头筹,但作为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三千年诗文传承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文学界的这点认可是远不能让我们国人满意的。
再这说来,莫言的获奖也不无尴尬之处:从写作手法上来看,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昭然若揭,深受外国作家影响。
在颁奖词中,瑞典学院更是直接阐明了莫言作品与福克纳、马尔克斯之间的渊源,“中国古老文学与口头传统”的话术云云反倒更像是安慰之词。
因此,对于中国文学本身来说,这块奖牌的纯度并不算高,中西方的观念芥蒂,语言艺术中的翻译隔阂仍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然而纵观历史,从百年诺奖历史来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碰撞远不止莫言这一次。
中国文学与诺奖的初遇发生在1938年。
美籍作家赛珍珠凭借1931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地》摘得诺奖桂冠。
赛珍珠虽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但在她年仅4个月大的时候,她的传教士父母就将她带到了中国大陆。
自此,赛珍珠开启了自己长达40年的中国人生。
她亲切的将镇江称为“中国故乡”,而汉语作为她最早学会的语言也顺理成章的称为她的母语之一。
赛珍珠一生出版著作80余种,其间包括小说,传记,儿童文学,政论等等,中国大地上的民生是她的主要作品母题,除此之外,她还曾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为中国传统文学走向世界舞台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诺贝尔委员会在颁奖给《大地》时解释道:“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描述,描述真切,取材丰富。”
由此可见,赛珍珠虽长了一副白人皮囊,但其作品中的中国元素,无论是故事人物还是思想感情,甚至她的三观处世都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中国文学第二次得到诺奖青睐是在1960年。
这次故事的主角依旧不是黑头发黄皮肤,而是法国诗人圣—琼·佩斯。
圣—琼·佩斯出生于法属西印度群岛,官路亨通而聪敏的他在政坛如鱼得水,很快就进入了法国外交部。
1916年,圣—琼·佩斯来到中国使领馆工作并先后担任北京使馆秘书和上海领事馆领事。
在华期间,圣—琼·佩斯步履不停,游历完东北后又深入西北,穿越沙漠,并创作出长达10章有余的长诗《阿纳巴斯》。
正是这首歌颂人类无尽创造力与探索精神的长诗,使得圣—琼·佩斯于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当然,我们不会只因为圣—琼·佩斯来过中国就荒唐的把他纳入中国诗人之列。
之所以将其诗集归为中国的文学,故事还要从北京海淀西北郊区一个叫管家岭的小山村说起。
在这里,圣—琼·佩斯写信给自己的母亲倾诉了一个村落的消亡。
在这里圣—琼·佩斯告诉自己的朋友贝熙业医生(法国白求恩):“在我的脚下,代替整个人类的是一个低矮的山谷,一条被流沙淤塞的河道,是指向西方的蒙古和新疆的辽阔土地。”
而这里,是当年居民称之为“外国地儿”,也是圣—琼·佩斯居住写作的地方。
不得不提的是,这方水土不仅为圣—琼·佩斯提供了居住,构思,写作的物理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圣—琼·佩斯还源源不断的从这方土壤中汲取养分,吸收元素,这使他作品的内容与艺术也深深扎根于此。
这也使得他的作品仿佛一张活灵活现的北方京城乡村风俗画卷!
距离莫言最近的一次诺奖邂逅想必大家都早已耳闻。
故事的主角是法籍华人作家—高行健。
高行健出生于江西赣州,1987年前往德国从事绘画创作,次年转往法国巴黎居住。
从我本人主观上来评判,高行健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但他获得诺奖是有一定政治因素掺杂其中的,这里由于一些敏感因素我不多做赘述。
对于高行健,诺奖的评价是:“其作品的普遍价值,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和艺术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高行健的《灵山》读起来还是有一些隔膜感的,反倒是那位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能让人读完倍感亲切。
或许是因为,圣—琼·佩斯才是真真切切的写出了中国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