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有什么文物
- 2、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是哪个? A.木器组 B.青铜组 C.陶瓷组 D.漆器组
- 3、《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陶瓷组负责的文物叫什么？
- 4、故宫文物修复师修不修玉壁？哪个组修？
- 5、北京故宫修补那部分难度最大？
我在故宫修文物都有什么文物
你好，有陶瓷、书画、金银器、青铜器、钟表等等，种类较多，建议看看《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
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是哪个? A.木器组 B.青铜组 C.陶瓷组 D.漆器组
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讲述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第二集是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故事，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应该这样说每个工序都很忙都辛苦。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陶瓷组负责的文物叫什么？
我在故宫修文物第一集讲述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故事，第二集是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故事，第三集为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我在故宫修文物的
最忙的小组应该这样说每个工序都很忙都辛苦。
故宫文物修复师修不修玉壁？哪个组修？
1月24日电从引起持续关注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到不久前备受瞩目的故宫“文物医院”挂牌成立，“文物修复”的话题一直热度不减。近日，中新网记者采访了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我在故宫修文物》主角之一王津，了解到修复背后的故事。从修复师到“故宫男神”近来，王津“火了”，这位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钟表室的修复师，走在街上时不时会被人认出“求合影”，一年来接待了一波又一波采访的媒体。有人叫他“网红”、“故宫男神”，王津摇摇头，“还是因为片子展示的文物吸引人”。由于故宫“文物医院”设备仍在检修，王津和同事们还在原钟表室内工作。门口迎面的大桌子上摆放着一堆待修的古钟，有的外形尚好，有的却已残破不堪……王津提醒鱼贯而入的记者，“各位小心，背双肩包的先放下包，不要碰到文物”。他手头正在修的，是一件乾隆年间的钟表，拆下来的零件铺满了工作台：弹簧，齿轮……虽然已经“七零八落”，但从构件上仍能看出，这是一座设计十分精巧的座钟。王津一边端详着钟的底座，一边指给记者看，哪里是水法、哪里是齿轮，“修好后，这只小猴能拜，蝙蝠也能动”。“修古董钟表，全世界还是故宫最好。东西多、种类全。别的地儿见不到。”知名度暴涨以后，王津从来没想过能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还有哪儿的文物比故宫更吸引人呢?”挑战上千个零件的“变魔术人钟”其实，到现在王津都不太能说清修复过多少钟，只有一个大概的数目：两三百座。在经手最难修复的古钟名单里，王津最常提起的还是那件“变魔术人钟”。据资料，“变魔术人钟”由瑞士钟表大师路易斯o罗卡特在道光九年制造，高70厘米、宽50厘米。钟内有一位变戏法的老人，手里拿着豆子、小球。当齿轮转动之时，钟顶小鸟会做出张嘴、转身、摆动翅膀等动作，三个圆盘也同时不断变色转动。“那座钟有着上千个零件，我得一个个拆下来检查。”这座原本残破的钟表经过王津和徒弟的巧手修补，慢慢趋近复原。调试的时候依然考验师徒俩的耐性，“钟里的齿轮都是一环扣一环，稍微错一点儿都不转了”。好在王津是个有耐心的人。“变魔术人钟”修好后，2010年还远赴荷兰展出了半年。日复一日八点上班、五点下班，王津不觉得枯燥，“钟表的模样、构造都不相同，最多也就是一对儿一样，但机芯什么的也会有变化。看着这些小东西经自己的手，都能动起来，挺好玩儿”。修钟落下了“职业病”算起来，王津与故宫颇有渊源。以前，他的爷爷在故宫图书馆工作，幼年王津常常去送饭。不到20岁，又接爷爷的班儿进了故宫。在钟表修复室，他的师父是马玉良，也是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王津是第三代。“我刚来的时候，钟表室就两三个人。”第一年，王津根本碰不着文物，而是先从基本功练起，比如弄点铜丝、锉个销子之类，“第二年，有资格接触文物了，简单的机芯试着修复下。头三年基本都是打基础的阶段”。在王津的印象中，自己正式上手修复的第一座钟是“三面钟”：一个机芯带着三个钟面，每一面都能看时间，“那会还是上世纪80年代。虽然修之前干过两三年了，但心里头还是有点儿紧张，担心能不能修好”。容易修复的钟，可能两个月就能搞定，难一些的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尤其是那些残破不堪、零件完全锈死的古钟。一件待修文物到手，拆解、清洗……需要补配的小零件自己做;必须要换的、特别大的齿轮之类就摘下来，拿到专业的店里订做，不过这个频率并不高。一年到头，他出国的次数也并不多。但每逢有机会，王津总要找点儿时间到国外博物馆看看那里收藏的钟表。他自嘲，“这就跟职业病似的了吧”。2017年的计划表在故宫一呆几十年，王津说他“喜欢这份工作”，“我天生动手能力比较强。能喜欢就能踏踏实实干下去”。2017年，王津更忙了。摆在眼前的，是2月底一个展览，王津和同事、徒弟要赶着把展品检修一遍，下半年要的一个“钟表培训班”……王津掰着手指头算。“桌子上的这些钟，也是等着修的。”王津指着几座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古钟，“看着不起眼，却都是清代的。它们刚从库房里提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座‘散了架’的尤其得花点儿功夫”。对钟表修复技艺的传承，王津也挺乐观。他说，以前都没断了，现在国家、故宫这么重视，更不会“断代”，“只是钟表室的师傅们年龄结构偏大，未来修复人员增加最好是阶梯式的，不然容易出现断层”。“将来这个修复室能有七八个人，算人手比较充足了。”对于目前的工作状态，王津很满意，唯一略微遗憾的是，有些钟到现在还没机会修。“有个‘写字人钟’，现在都没上手过。”王津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工作年头久了，就是看到越复杂的钟越是来劲”。
北京故宫修补那部分难度最大？
201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90岁生日。没有庆典活动，与这个大日子相伴而行的，是故宫第三次大修。开始于2002年的第三次大修，已经进入第14个年头。
30%、48%、52%，这分别是2002年、2012年、2014年故宫开放的面积比例。90周年之际，这个数字将达到60%。未来5年，故宫工作人员的办公室也将撤出故宫，据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估计，那时的开放面积将达到85%。
今年故宫新开放的五大区域，都是之前从未展现在人们眼前的。譬如，午门两座燕翅楼中，2000平方米空间将与午门的800平方米空间合并，建成大型展厅。故宫西部——曾被单霁翔笑称为“退休女性的世界”——包括慈宁宫、慈宁宫花园和大佛堂的区域，也将于近期开放，其中慈宁宫已被改造为“雕塑馆”。宝蕴楼是一座极为特殊的建筑：这座唯一的近代建筑动工于1914年。当时，沈阳故宫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所藏文物需要在北京找个地点存放，才有了这座建筑。2013年修缮之前，这里是国家文物局文物交流中心的库房。不久后，这里将成为陈列民国院史的展馆。
下一步，养心殿中的3000多件文物、乾隆花园、大高玄殿以及紫禁城城墙，也即将得到修复。
回溯历史，辛亥革命以后，故宫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修缮的痕迹在建筑上堆积，交织的是一代代工匠的技艺与生涯。
1979年，是李永革进入故宫的第五年。在不适合室外作业的季节，第二代修缮师傅延续传统为年轻工匠讲课。李永革还保存着当年的笔记，上面记录的是木作工艺的要领。因为木工要与瓦工、油画工相配合，老师傅也会对他讲讲其他工艺的操作流程。当时，师傅还正当盛年，但也到了要培养传承人的时候。学了4年木工的徒弟李永革已经入门，意识到这个行当的艰深，又正是有着强烈好奇心的年龄，学习便加倍努力。
到了1985年，29岁的李永革当上故宫古建修复工程队的队长，开始掌管修缮工程。“当时，师傅都快60岁了，急需在年轻人中挑选领导。我想，自己正好是撞上那个时候了。”他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说。
转眼30年，李永革这一辈工匠也已到了将要退休的年龄，而故宫从事古建修缮技艺的匠人已经传承到第四代。据李永革介绍，故宫的第四代从事古建修缮的工匠有五六十位。他们分散在故宫修缮技艺部、古建部与工程管理部里。“平时就做一些日常维修保养的工作。”李永革告诉记者，他把日常碎修与大修的关系形象地说成是“零存、整取”。“知道怎么修一块砖，就知道修几千块砖的道理。这样经过几年历练，也可以通晓古建修复的流程了。这样等到我们进行大规模修复的时候，他们便已经掌握了一定基础了。”
太和殿与角楼上的斗拱
究竟在故宫修过几座宫殿？李永革自己也记不清了。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修缮工程，即便没有直接参与，他也从旁协助和指导。虽然为外界所知的重要修缮工程集中在三个阶段，但“实际上，故宫的修复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李永革接手的最重大的工程要数“太和殿大修”。太和殿亦称“金銮殿”，位于紫禁城南北轴线最显要的位置，也是中国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大殿。它建于1420年，目前维持着康熙四十三年时的面貌。修缮工程始于2006年初，于2008年7月基本完成。
近300年从未大修，其内部状况也不为人所知。当时国家文物局正副四位局长都几次到现场，全国各地的很多古建专家也前去查看。“这在中国其他的古建修缮工程里是绝无仅有的。”李永革说。当年，不乏对传统工艺水准的质疑和对大修工程可行性的担忧声音。
《太和殿维修工程施工纪实》这样概述此次维修的范围：“琉璃屋面、木构件、墙体（山墙、后檐墙、隔断墙）、地面（室内外地面）、散水（前檐至月台阶条石，后檐至褥子面散水内外檐装修、油饰彩画等维修。”涉及的专业工作则包括“瓦作、木作、装修作、石作、搭材作、油作、画作”7项。
繁多的工艺作法，要遵守古建维修中“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形制”无疑是困难的。最具挑战性的，是维修前所撘的大棚——为了在近3年的施工中让建筑不受外界施工的影响。大棚高25米，宽70米，进深40米，采用人字结构屋架，搭设整整花了一年。维修项目组请教了中国建筑研究院的结构专家，搭设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大棚。 “殿内有彩画，修复的过程不能漏一点雨。如果出了问题，那是不好交代的。”李永革说。
就修复技术本身，李永革认为难度倒并不是很大。以大殿的“苫背”为例，由于太和殿的房顶从未打开，之前一些专家曾撰文介绍太和殿的苫背和瓦瓦工艺，认为古人一定采用了非常复杂、等级最高的做法。工人打开屋顶后才发现，太和殿的苫背其实只是一层薄薄的白灰背。“这反倒让我们重新认识古建筑中苫背的作用。”
真正让李永革感到困难，也是获益最多的，是故宫东南角楼的修复工程。1981年，角楼复杂的斗拱木构件形制曾让李永革不知所措。“梁思成先生将角楼定为‘杂式建筑’，它们也被古建业内认为是最复杂的建筑类型，让很多工匠无从着手。”担任木工组组长的李永革主动请战，参与角楼修复工程。在第二代匠师的指导下，他学会了对复杂木结构形制的记录。“这些木构件十分复杂，拆下来以后，你还要全部按照原样装回去。但每一个木构件都是人工制作的，是有误差的，因而位置绝不能出错。”李永革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从师父那里学到的标记方法，在拆卸其他古建筑时都很有帮助。
3年以后，当故宫再次维修西南角楼时，李永革已经开始从事管理工作。此时，他面临着职业生涯的又一次变革。管理着300多个工人，他必须尽快熟悉每个工种的技法与流程。“当时我需要给不同的班组写任务，要知道每个工种给多少人工合适。这就逼着我要去继续学习。”
古建修复中的新与旧
在谈论古建修缮时，《文物保护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规定是李永革强调的。具体而言，就是“四原”原则：维持原材料、原工艺、原结构、原形制。要做到这些，是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
大殿里铺设的金砖就尤为难得。这本是明清时期的皇家御用之物，细腻光洁，叩击有金属声。制作金砖最好的泥土原料，只出产于苏州陆慕那一片区域，金砖以苏州相城区陆慕镇御窑村烧造的最为著名。古代工匠制作金砖时，要经过取土、制坯、烧制、出窑、打磨和浸泡等几道工序。这几道工序之下还有很多小工序，从泥土到成品，要长达两年的时间。如今，要修缮大殿就必须替换残损的金砖，除了故宫原来保有的一批老砖可以补充之外，缺口必须由新生产的金砖补充。
上哪儿去找与当年御窑出产最为相似的金砖？“金砖两侧都有印章，表明出产地。我们就通过上面的记录找到苏州陆慕的御窑。”李永革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当时那里的工厂生产的仅是民用的小砖小瓦。故宫方面鼓励他们研究古法工艺，还原出了故宫所需要的金砖。
再比如，修屋顶用的琉璃瓦，所用的也全部是按照原来建造时的传统：采用出自北京本土的“矸土”；又依照古法，经两次烧造而成。对倦勤斋的修复，更是集合了南北各地工匠的绝活。这座宫殿是乾隆为自己颐养天年而建造的，室内装修极尽奢华。梁架是紫檀木制成的双面绣片，梁架上还镶嵌了2460块和田玉；院落中的戏台上，竹子制成的篱笆与亭子构成一派江南风光。中国紫禁城学会常务副会长、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晋宏逵告诉《第一财经日报》，乾隆时期修建的倦勤斋也是由两淮盐政主持的，本来就包含着很多南方工艺。故宫于是从南方请来师傅，缝制苏绣、雕刻竹篁。
但现在这种基于古法的整修仍旧有争议。“修旧如旧”的“旧”应当如何把握？现有的修缮思路是否会让近600岁的故宫显得太过年轻？“不同的专家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读。修旧如旧，还是金碧辉煌？很多人的说法都不一致。我们的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李永革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实际上，新与旧也是一个变化的过程，有些东西只能在非常具体的操作中把握。“比如现在贴上去的金箔，一定是金碧辉煌的，但几年之后，它便显得旧了。”再比如故宫所有木构件之外都裹了一层“地伥”，即用糊布、砖灰、麻等等制成的类似于“腻子”的保护层，用以防虫、防腐。“一旦地伥龟裂，我们就要重新制作，外面还要涂一层光油。修完之后，看上去一定是崭新的。但10年以后，我们就又要开始维修了。”李永革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