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三、第四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内在逻辑脉络。之所以需要一个年代来调整，不仅在于第四次金融危机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一代理论的终结。
接下来危机将如何演进？
第四次金融危机来袭
早在2017年12月份，在福卡智库举办的“2018新时代起点”大论坛中，福卡智库首席经济学家王德培就预测，2018年将发生第四次金融危机（当时一名参会者在会后写了一篇学习笔记发布在网上，对这一点有提及，感兴趣可以点击文后“阅读原文”）。
如今，新兴市场货币接二连三地“爆破”就是第四次金融危机席卷而来的标志。
今年以来，从南美新兴市场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暴跌开始，土耳其、印度、俄罗斯的货币都遭遇重挫。
截止目前，阿根廷比索兑美元已经贬值了107.4%。马克里总统在9月3日承认阿根廷全国进入了“紧急状态”，国家会想尽一切办法救火。
8月10日，土耳其里拉一夜贬值了20%，而从年初至今已累计贬值75%。
此外，年初至今，印度卢比对美元贬值12.8%，俄罗斯卢布兑美元贬值19.11%，印尼盾兑美元贬值11.2%。
这些新兴市场货币相继暴跌并非一个个孤立事件，而是第四次金融危机的全面铺开。
最近，美银美林警告就发文警告，当下一切都像极了1998年，“所有信号都和1998年完美吻合，除了一样：传染性”。
那么，为什么全球尚未完全走出第三次金融危机，就又扑面而来第四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在逻辑
第四次金融危机爆发，不经意间恰好暗合了“危机十年一次”的“魔咒”，似乎只要过十年就会发生危机，是个周期性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对危机发生的时间性周期规律的认同，但缺导致社会普遍忽略了对危机本质及其内在逻辑脉络的深入探究。
诚然，自1987—1988年第一次金融危机开始，危机阴魂不散，几乎每过十年就到访一回。然而，时间只是偶然巧合，危机每次爆发的导火索也各有不同，但根本原因却如出一辙，且逻辑上一脉相承。
第一次危机的政治诱因是广场协议
第一次金融危机，1987—1988年，以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为标志，当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08点，相当于其总值的22.6%，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20.5%，6.5小时之内，纽约股指损失约5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总值1/8的财富瞬间蒸发了。一夜间全球蒸发了1.4万亿美元，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损失的三倍。这是华尔街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幅，记录迄今仍未被打破。
究其原因，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上台，面对卡特政府“政策失误”留下的高通胀、低增长（史称滞胀）烂摊子，开出了紧缩“药方”，把利率提升至史无前例的两位数，超高利率带来强美元，强美元将美国拖入“双料赤字”（财政与贸易）的泥沼不可自拔，“迫使”美国想出了“广场协议”的损招，希冀以日元升值的方式弱化美元。1985年2月至1987年10月间，美元兑英镑贬值38%，兑日元贬值47%。
而日本一边享受着日元大幅升值对日企海外并购的红利，又惦记着对美贸易顺差的好处，通过不断调低利率试图对冲日元升值（1987年“卢浮宫协议”日本政府一年内将利率降至2.5%），日本经济泡沫急剧膨胀，结果，日本大肆泛滥的流动性与来自全世界的资金如滚滚洪流般势不可挡冲向美国，直至冲垮了美国股市。可以说，第一次危机的政治诱因是广场协议。
第二次危机的诱因是香港回归
第二次金融危机，即发生于1997—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1987年开始日本对外投资暴涨，其中对亚洲四小龙与东盟四国投资增长最为显著，这些国家依靠日本资金与设备，获得了十年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具有明显外向型经济特征的增长却相当“脆弱”。
一方面，克鲁格曼早在1993年就撰文指出，东南亚经济增长完全是因为资本和劳动力的持续投入，经济效率并未提高，这为日后危机一泻千里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东南亚国家在经济上承接日本产业转移，在汇率上却采取了事实上的盯住美元策略。
1995年开始，日本为提振经济开始实施贬值措施，意味着东南亚货币相对美元升值，进口大幅增加，经常项目迅速恶化，而这些国家外债远超外储（如1996年底泰国一年期外债477亿美元，同期外储仅为372亿美元），短期外债权重过大（大部分为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热钱），一旦短时间内出现大规模外资出逃，连神仙都救不回来。
危机爆发之初正值香港回归，未来的不确定性被国际炒家预测为兴风作浪的大好时机，1997年10月下旬开始，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4次在香港股、汇、期三市上下手，前3次均获暴利。
1998年7月底至8月初，国际炒家再次通过对冲基金接连不断地狙击港币，面对猛烈进攻，香港特区金管局背靠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打响香港金融保卫战，最终以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及索罗斯等对冲基金损失10亿美元告终。第二次危机的诱因是香港回归。
第三次危机的政治诱因是美国撤军法案
第三次金融危机，即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其标志性事件是一路高歌猛进的原油突然遭到做空，华尔街陷入空前的流动性危机，第一个跳出来向新世纪金融公司逼债147亿美元的就是高盛和摩根。而其背后的政治诱因是撤军法案。
围绕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美国白宫和国会之间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尖锐斗争。正是因为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引发了整个次贷危机，从而推倒了危机的多米诺骨牌。
第四次金融危机的诱因是货币过多
第四次金融危机，以新兴市场货币“爆破”为标志。为拯救第三次金融危机，以美国为首，中国、欧洲、日本紧随其后，各国争先恐后展开了一场空前绝后的量化宽松大比拼。量化宽松就像是浮士德与魔鬼签订的契约：一旦签订，你就永远无法摆脱它。
持续多年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让资产价格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在经历短暂的下挫后，很快以更大的能量“卷土重来”，攀上新的高峰，美国长达九年多的股市大牛市、日本债主的持续繁荣以及中国房价更猛烈地狂飙，都是货币过度驱动的结果。
然而，随着美国退出量化宽松，开启加息进程，特别是美元走强，货币泡沫首先在新兴市场国家爆破了。
为什么会首先在新兴国家爆发？核心原因在于这些国家“三病合体”：一是这些新兴国家普遍经济结构单一，贸易赤字、财政赤字持续恶化；二是这些国家货币超发，通胀严重，经济深陷衰退。三是这些国家过度依赖外资、外债，但外储不足，汇率自由，债务危机如影随性。
可以说，在自身经济存在较大问题的同时，又缺乏有效的“防火墙”，天然地成为孕育危机的“温床”。美元走强及回流美国本土，直接成为压垮新兴市场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这直接导致这些靠美元外债度日的新兴国家被釜底抽薪，货币泡沫在全球过剩资本撤离新兴市场中显露原形（详细分析可参见《福卡分析2018年第35期》中《第四次金融危机为何爆发在边缘国家？》）。
至于货币泡沫为何未在中、美这两个货币创造大国被捅破，则主要分别有赖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安全岛和金融安全岛的地位（了解详情可长按识别文后二维码）。
金融危机的总根源
尽管每次危机的诱因不同，但危机不断则源于一个共同的根源，即，危机是经典市场经济的必然，而经典的市场经济发展至今，已经走到头了。
这其实在第三次金融危机中就已表明，第四次危机接踵而至，其实再次强化了这一逻辑，西方经典经济制度和发展模式具有难以克服的制度性缺陷，美国从灯塔国沦落为展示经典市场经济缺陷的“橱窗”。
自 20世纪80、90年代起雄霸天下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亦即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将世界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当年，市场经济原教旨被视作“万应灵药”，西方国家私有化浪潮不断高涨，政府管制全面放松，经济金融化和自由化程度持续提高，各类所谓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纷纷出笼，最终把天捅破。然而，把天捅破的美国不但没有借此改弦更张来规避经典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反而继续玩弄大肆注水、以邻为壑分散转嫁危机的“老套路”，把祸水不断引向世界。不得不说，美国始终是世界经济的乱源担当，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危机之源。
归根结蒂，经典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过剩（货币与人口），过剩必然导致危机，其根本特征即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对峙与博弈。
正常经济增长周期内，产融资本是内在统一、相互结合的。而当金融资本过度膨胀引发危机后，决策层会首先拯救金融资本，然后企图通过金融尤其是货币来救赎整个经济体系。当产业资本没有完全复活的时候，金融资本会获得货币政策和监管部门较大容忍度。当产业资本未遭通胀和泡沫侵蚀时，政策层也不太会理会金融资本。
不过，一旦产业资本复苏或者崛起，金融资本的“原罪”就将遭到清算。“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异常残酷却又相当现实，后危机时代美国实体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产业资本开始重新崛起，意味着全球清算金融资本的开始。就中国来说，近年来对金融业的整治以及p2p等领域的爆雷，根本上也是修理、清算金融“原罪”的结果。
消化危机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那么，这轮危机要持续多久？
未来，仍需要一个年代来调整。第四次金融危机，捅破的不仅是金融泡沫，而且是经济模式的泡沫。无论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欧洲福利资本主义模式，均被证实“此路不通”，中国政府与市场“二人转”模式亦只能展示过去的辉煌，并不具有普世性。
代表未来的新的经济模式将在旧模式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的过程中逐渐清晰与确立，这个过程注定痛苦而漫长。与新的经济模式相匹配的是新经济形态，目前正青黄不接，增长乏力，主要受制于技术突破与应用突破时空不匹配（技术突破日新月异而应用突破步履蹒跚）的科学规律，从技术突破到应用突破全面普及，至少要一个年代。
第三次金融危机后，曾经的显学——传统经济学被撵下神坛，遭遇广泛质疑与唾弃，时隔多年，能够解释复杂现实世界的新经济理论迟迟未能现身，更别提用新理论指导实践了。
某种意义上，第四次金融危机不仅标志着一个经济时代的结束，同时也标志着一代理论的终结。
实际上，无论是对自由市场顶礼膜拜的经典市场经济，还是推崇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乃至两者间的简单勾兑，均难以引领未来之路。在这方面，福卡智库认为，破解之道，就在于大政府与大市场的全面上路，其经济基础便是新经济全面进入应用突破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