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七月，是一个压抑而屈辱的七月。日本的太阳旗在威海卫降下，中国的黄龙旗升起，不过一天黄龙旗又降下，升起了英国的米字旗。一位年轻的海军军官目睹这“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为自己国家的土地被他国强租而气愤填膺。他深感“国弱被人欺”，怒而退役，毅然走上从教救国之路，后成就南开传奇。
他，就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图 | 张伯苓
少年才高，志在报国1876年，天津的一位秀才家中传来了婴儿啼哭声。张秀才喜获麟儿，给孩子取名为张伯苓。所谓虎父无犬子，张秀才期盼儿子张伯苓能寒窗苦读成为高官达贵，或者和他一样成为秀才塾师。但张伯苓却是爱好习武，希望能成为一名英武的军人乃至统帅。在他心里，始终藏着一个以身报国的志向。他觉得按照晚清时的传统教育方法死读书并不能实现理想，若是自己能成为军人，就可以保家卫国。
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十五岁的张伯苓以优异成绩考入了中国北方第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在那里，他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练习海军技能，次次考试都是名列前茅，等待毕业后能进入军队为国效力。
1894年，张伯苓等来了被派往北洋水师舰队实习的机会。他满怀热情地前往军队，却被现实的残酷重击而返。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全军覆没，张伯苓被迫回家待命。闲居在家的张伯苓气愤而不解，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国家辛苦培养多年的海军舰队如此不堪一击？为什么自己埋头苦学本领多年，现在却毫无用武之地？
图 | 北洋水师服役时期的张伯苓
这样的郁闷与不解在他后来眼睁睁看着“国帜三易”时，彻底爆发。
1897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同济舰”的实习军官。因甲午海战的大败，清廷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而在1898年，清廷派大臣去山东办理移交威海卫手续，张伯苓随舰前往。他亲眼目睹黄龙旗被降下，而英国的米字旗却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升起，屈辱之火在张伯苓的心中熊熊燃烧。
张伯苓后来自己回忆道，“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激，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于此时。”
“国弱被人欺”的现实让张伯苓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明白单靠自己、单靠几个武夫根本无力挽救国家被欺辱的局面，只有着力于教育、从下一代开始培养新人才，才能改变积弱的现实、让中国真正的强大起来。
二十二岁的张伯苓从海军离职，人生轨道就此改变，而不变的，是他爱国报国的志向。
力克艰阻，创办南开离开海军后，张伯苓回到家乡天津做起了私塾教师，恰遇曾担任翰林院编修、提倡新式教育的严修，二人志趣相投，一拍即合。二人商量好，决定由严修提供资金、张伯苓担任学监，联手预备开办一所私立学堂。
1907年，天津旧城西门外以南的开洼荒地上建起了一座学校。张伯苓和好友严修站立于校门前，为它取名为“南开中学”。就此，张伯苓的教育救国之路，正式开启。
他开风气之先，以新式教育培养人才，让学生能学习新事物，创造新事物。
他坚持为公而培，希望南开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图 | 张伯苓与严修志同道合
在张伯苓的办学教育下，南开中学越办越大，各地学子包括美国、南洋的华侨子弟都慕名而来，到1917年学生已满千人。南开中学的成功给了张伯苓很大的鼓励，他随后提出：“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1918年，张伯苓与严修、范静生赴美学习，考察美国各地私立大学的组织和实施，并于同年12月归国筹备开办南开大学。
然而在当时，社会动乱，很多学校纷纷关闭，有钱的豪绅更不愿意冒险投资建设新学校。张伯苓四处“化缘”、寻求资金资助，吃了不少的“闭门羹”。不少的人暗笑他傻气，在背后嚼舌根，“政府的学校都要关门了，不知道这位张伯苓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办个私立大学？”
“南开南开，越难咱越开。”这是张伯苓在那段经费紧张时期里常说的话。面对质疑与困难，他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傻”干、“傻”坚持。他始终认为——最后的世界的竞争，一定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最后就是教育的竞争，教育的竞争最核心的就是大学。他一定要办南开大学。
终于，在获得徐世昌、黎元洪等人及一些天津士绅的帮助后，南开大学于1919年正式开学。此后数年，张伯苓更开设了南开小学、南开女中等学校，创办了一套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在当时，这被称作民办教育不可复制的一个奇迹。人们更是将张伯苓与北大蔡元培、清华梅贻琦合称为民国时期三大传奇校长。
南开大学的一切教育活动都蕴含了张伯苓超前的教育思想。张伯苓的名字注定与南开大学紧紧相连。
他提出，要“为公”做到“最能”，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作为南开校训。这样具有家国情怀、历史穿透感的校训是张伯苓一生爱国救国志向的寄托，更是他对于下一代人才培养方向的定义。在这样的教育下，南开培养出了不少爱国人才，如后来的总理周恩来、著名剧作家曹禺、历史学家蒋廷黻、气象学家竺可桢、数学家陈省身等。
他还提出南开教育要与中国实际紧密结合的实用教育主张。南开创办伊始便针对中国现状，在文法科之外设立了理科和商科，后来又添加了矿科，志在培养实用人才。张伯苓多次强调：“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正因为南开有这样的实用教育主张，南开毕业的学生分布于社会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中，被社会各界所重视。
图 | 1926年，南开女中落成典礼
他更提出了“强我种族，体育为先”的主张，在南开开设体育课，提倡学生加强体育锻炼。与当时死读书的旧式教育相比，张伯苓提出的体育教育可谓是非常超前的教育方法。但这样的新教育方法也招来了不少守旧之人的谩骂，他们指控张伯苓是“误人子弟”，对此张伯苓一概不听，坦坦荡荡地继续走自己的教育救国之路。
张伯苓不仅在自己的大学中倡导体育锻炼，更在社会上呼吁人们加强体育锻炼。他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最早提出中国要加入奥林匹克大家庭，最早参与远东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建和组织工作，最早提倡奥林匹克教育列入课本，最早创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最早促成中国奥运健儿参赛。他坚信，“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
而在2008年的奥运会中，国际主席罗格感慨发言：“这个首次在北京举办的盛会，圆一个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一个世纪以前表达的梦想。”
中国，是张伯苓热爱的祖国。
南开，是张伯苓爱国的寄托。
十年饮冰，难凉热血“中国不亡，吾辈在!”这是40岁的张伯苓在东北基督教青年会上演讲的开场誓言。他老了，但他的心、他的思想没有老去，而且还越来越年轻。因为他的心、他的思想已由他而始， 传给了每一个南开的年轻学生。
张学良回忆称自己也是张伯苓的学生，“我就是从这时开始醒悟过来的”，是张伯苓的热血演讲点燃了自己的斗志。
不只是张学良，无数的年轻人在看过张伯苓演讲内容后都深感振奋，燃起希望。
1927年，张伯苓结束东北考察之行，回到南开后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他清晰地洞察到日本的狼子野心，于是迅速在南开大学成立东北研究会，集中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形势，研究应对日本侵略问题。日本人得知后，非常仇视南开，公开宣称南开为排日根据地。
1932年，日寇侵略上海，驻地军奋起抗击，南开自发组织募款队，张伯苓带头捐款500元慰劳抗日官兵。
1934年，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当时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已沦陷，无法参赛，改由平津地区的东北运动员代表参赛，东北代表队以白衣黑裤“丧服”入场，震撼全场，国人热泪盈眶。而看台上的南开中学学生手持两面写着“勿忘国耻”、“收复失土”八字的大旗，齐声高唱：“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让出席开幕式的日寇司令灰头土脸地退席。
事后日寇向张伯苓问责，但张伯苓力挺爱国学生的爱国行为，“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
1935年，日寇将天津指挥部和兵营设在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之间的海光寺。俨然成威胁之势，但张伯苓却在同年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抛出“抗日三问”，坚定抗日立场。
张伯苓问：“你是中国人吗？”
师生答：“是！”
张伯苓再问：“你爱中国吗？”
师生再答：“爱！”
张伯苓又问：“你愿意中国好吗？”
师生又回：“愿意！”
三问三答之后，南开师生皆热血沸腾，再次坚定爱国救亡之心。
日寇将张伯苓及南开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一度曾将大炮开进南开大学校内威慑师生，更专门成立一个行动科密切监视张伯苓，派特务抓人。后来日寇侵略脚步加快，国内局势愈发紧张，但南开师生却始终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最前线，张伯苓更是多次公开支持南开学生游行、进行爱国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炮声在天津炸响。
日寇第一炮炮击河北省政府，第二炮便炮击南开大学。
张伯苓几十年的心血瞬间在炮火中变成废墟。
图 | 张伯苓在西南联大
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
在南开被炸后不久，张伯苓收到电报，获悉其四子张锡祜于抗日行动中牺牲。
国难、校难、家难一个个迎头而来，所有人都以为张伯苓要崩溃了。
但张伯苓知道自己不能倒下，他是南开的校长，他必须继续带领南开师生渡过难关。
张伯苓强撑着、迅速走出低谷，接受采访：“敌人此次炸毁南开，被毁者为南开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勉！”
其后张伯苓决定在重庆重开南开中学，而大学部则随其他高校迁往昆明，联合举办西南联大。
战火纷飞中，张伯苓和南开中学以顽强的姿态挺立于公众面前，给予广大师生及社会有志青年极大的鼓励和信心，更多的人选择继续坚持爱国救亡运动。
抗战结束后，张伯苓所做出的贡献为国人赞叹，得到了世界学界的普遍认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还授予了他名誉博士学位。
但随着名气的递增，麻烦也随之而来。
1948年6月，张伯苓被迫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后辞职，退隐重庆。解放战争时，张伯苓收到周恩来写的信，婉拒蒋介石赴台要求而留守大陆。
新中国成立后，张伯苓将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幼儿园捐给了国家，非常希望自己能再为国家教育建设出力，但当时人们批评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他没有机会重回南开继续自己的教育。
然而张伯苓在看到新中国的改变与发展后，非常为祖国而高兴。晚年张伯苓说道，“今日虽是退休了，但对于国家民族之大事又岂能淡然置之”，将个人委屈置之不理，在去世前立下遗嘱拥护新中国。
1951年2月23日，七十五岁的张伯苓在天津病逝。
图 | 张伯苓逝世时群众送葬的场面
他的学生，著名剧作家曹禺评价道，“知道有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吹，也不是谤，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伯苓！”
教育救国这条道路，张伯苓走了大半生，他走得无怨无悔，走得精彩成功，走出了一个传奇。
1989年10月16日，张伯苓的骨灰迁葬南开大学，置于自己的铜像之下。如他遗言所托，他将永远看着南开的存在与发展。由生至死，他都牵挂着南开，不忘自己的教育救国理想。
就像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都是爱国的，进步的”，张伯苓一直都是从前那个立志报国的少年。
世事纷变，赤子之心不改。
他是教育家，更是一个热血报国的大丈夫。
文 | 晚星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