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一览:
- 1、有可能我们已经死了,却感觉还活着吗?
- 2、我们都已经死了 我们其实在2012年死了 我们的记忆穿过了宇宙来到了另一个你身上。而你却浑然不知
- 3、从长远来说,我们都已经死了。这句话是谁最早说的?
- 4、其实我们在2012年就已经死了是真的吗
- 5、凯恩斯: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有可能我们已经死了,却感觉还活着吗?
作者:聂小小
链接: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觉得不太可能,逻辑如下:
第一步我们不考虑“缸中之脑”的假设
1、首先,定义什么叫“死了”:每天世界都有死去的人,那么我们把这些人死去后的状态定义为“死了”,不知道这样定义是否有疑义。
2、那么我们可以有一个初步的推论:对于这些“死了”的人,我们无法再与他们进行沟通,说明我们与这个“死了”的状态之间存在沟通屏障与壁垒。
3、根据以上定义和推论,我们做出假设1:只有你已经“死了”,而你不知道,你仍然以为自己还活着。这个假设之下,按照之上的逻辑,你之前在与未死去的我们沟通,而你死了,你就无法与未死去的我们进行沟通,而你现在仍在进行这种沟通,说明这个假设不成立。
4、再然后,假设2:我们都已经“死了”,而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假设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都“死了”,那么那些在步骤1中定义的那些死了的人,就不再是“死了”,而是另一种状态,与定义矛盾,决定了这个假设不成立。
第二步,我们再考虑“缸中之脑”的问题,如果考虑这个问题,那么有如下几种可能:
1、我们一直处于缸中之脑的状态中,这个比较复杂,稍后再说。
2、你“死去”之后的一瞬间,进入“缸中之脑”的状态,或者“电子模拟”的状态。就是在你死去的瞬间(鉴于死亡原因有多种,比如大脑整个损毁,所以我们考虑电子模拟的情况),你的全部之前的记忆瞬间移植进入电子系统,然后给你编造一个理由,比如绝症治好了,比如抢救回来了,比如balabala,于是你又好好的活着了。这个假设的问题在于,有些死亡原因不可更改,比如缓慢自然死亡,比如法律判处枪决,这些死亡原因很难有合适的逻辑让人相信自己可以逃过一劫,所以这种假设存在纰漏,无法成立。
现在回过来说一直处于缸中之脑这个假设。这个假设由于不可证伪的特性,基本无法反驳。但是对于题主的问题,还是可以回答的。对于原始缸中之脑假设来说,你仍然是活着的,仍然是以你的大脑作为信号接收器,让你产生生活的幻觉,而你身边死去的人,按照第一步的逻辑,仍然会和未死去的人有沟通屏障,那么我们可以推论,即便是缸中之脑,你仍然是活着的,因为你和死去的人无法沟通,你可以认为这种活着不是你感觉到的活着的状态,但你仍然是活着的。
而对于延伸版的缸中之脑假设来说,假设你就是一段程序,大家都是程序,我们都是电脑里编写出来的角色。那么对于这个假设,我不确定是否有死了或者活着的定义,如果有的话,那你就是活着的,因为程序规定你活着,那你就必须活着。
第三步,另外一种可能。
这个可能是沿着第二步来的,假设你死去的瞬间,以电子模拟的方式给了你一个新的身份,无论是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都会按照你的之前的性格个性,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人生,然后你再死了之后,再重新安排一段人生,实现永生。
我同意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新的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定义“自我”?
你完全失忆后,用新的记忆替换,活下来的还是你吗?
这个重新生活的人,和之前的你有关系吗?
你的意识还是原来的意识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倾向于不是,我更倾向于最新一集black mirror的观点:即使把你的意识完全复制一份,那个克隆体也只是有你所有记忆的另一个意识,而不是你。
更何况这种假设里,连记忆都是新的。
如果这个意识不是你的意识,那么就无所谓题主的问题,你死了,你确实死了,而且你也不会感觉到你活着。活着的是另一个人。
我们都已经死了 我们其实在2012年死了 我们的记忆穿过了宇宙来到了另一个你身上。而你却浑然不知
有点扯淡!你们的记忆都能穿过宇宙到人家身上,这得是多强大的记忆啊?那被你们记忆上身的那个人就应该知道你们生前的事情啊!朋友,您是穿越剧看多了吧?
从长远来说,我们都已经死了。这句话是谁最早说的?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他之所以不是最好的,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他的考官可能比他懂得还少。” ... 当时反对凯恩斯理论的专家们强调,从长远角度来看,市场总是能够自救。面对这样的批评,凯恩斯答复:“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 ...
其实我们在2012年就已经死了是真的吗
嗯,是真的!
但你的脑磁场还在,所以你依然能感受到原来的世界。
如果你现在吃一颗奥氮平,或许能够马上复活!
凯恩斯: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凯恩斯有一句直观、生动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已死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最近在一次演讲的问答环节说,凯恩斯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凯恩斯这位柔弱的经济学家是一个同性恋,而且没有孩子,因此他不太关心后辈的命运。他娶了俄国芭蕾舞演员莉迪亚,这对夫妇更有可能谈论诗歌而非生育。埃德蒙·伯克有许多孩子,凯恩斯一个孩子也没有,所以伯克相信会持续许多代人的社会契约,而没有孩子的凯恩斯信奉自利哲学。
弗格森这番话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都批评他。随后,弗格森公开道歉:“我说了一些关于凯恩斯的蠢话。首先,显然没有孩子的人也关心后辈。其次,我忘记了凯恩斯的妻子莉迪亚曾经流产。”
但在公开声明中,弗格森很快就开始为他自己辩解:“我没有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作为一套思想只是凯恩斯的性取向的简单函数,但是也不能说他的性取向在历史地理解他时毫不相干。我的第一本书写的是德国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凯恩斯在这场灾难中扮演了较小和重要的作用。在那种背景下,凯恩斯的性取向确实发挥了历史作用,他受到德国银行家卡尔·梅尔基奥尔的强烈吸引,这无疑影响了凯恩斯对《凡尔赛条约》及其后果的看法。
“读过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著《凯恩斯传》的人都会发现,凯恩斯的同性恋问题被当作一个慎重、知性、与其著作有关系的问题。凯恩斯在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中的伙伴如果还活着,都会同意斯基德尔斯基的观点,因为他们相信,性取向的意义不只是在卧室,知性生活和感情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凯恩斯远非我写过的唯一一位同性恋或双性恋。比如在《战争的遗憾》中,我讨论了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他真实或想象的被俘虏他的土耳其人强奸的经历影响了他在“一战”中的经历。在《罗斯柴尔德家族》一书中,我发现那个金融王朝中至少有三个成员是同性恋。在《帝国》中,我勾勒了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大英帝国扮演重要角色的同性恋的生活。”
弗格森还倒打一耙:“凯恩斯也有政治不正确的时候。比如在《和平的经济后果》中,他说,除非波兰的邻国繁荣、有序,否则,没有工业、只知道迫害犹太人的波兰不可能在经济上有大的发展。相对于反对波兰人,凯恩斯更加反对美国人。1941年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一直认为,访问美国就像生一场重病,之后需要一个恢复期。’在他看来,华盛顿被一批律师控制着,都说着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法律术语,用他的话来说,切诺基族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