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前伊拉克首席武器核查员、前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斯科特・里特日前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对美国在乌克兰生物实验室里的所作所为，绝对有必要进行严格核查，只有这样才能证明美国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
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约》，从国际法角度限制了各国生产、存储和使用生物武器，但美国一直拒绝签署公约的核查议定书。美国辩称，核查有可能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和商业机密信息安全。不难看出，这仅仅是美国拒绝核查机制的借口，根本的还是该军控条约束缚了美国的手脚，限制了美国追求自身利益的灵活性。由于美国的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在近20年内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里特认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美国作为2001年唯一否决《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国家，不应当继续阻挠国际社会完善这份有约束力、全球性、非歧视的法律文书。
美国在生物武器方面有着抹不掉的“黑历史”。二战结束后，美国为得到日本731部队细菌战数据资料，向世界隐瞒了该部队的滔天罪行，甚至让其头目石井四郎担任美国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顾问。一些被曝光的731部队人体实验报告上，甚至赫然印着“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战实验室”的清晰字样。即便德特里克堡的生物实验室后来换了块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招牌，但其进行秘密生化实验的事实，却是不容否认的。至于美军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也被美官方文件“实锤”。
不仅如此，美国还在加速推进生物军事化研究。目前美国生物制药的研究工作结合了基因工程、分子建模等新技术，并将其应用于开发具有军事意义的生物制剂。德特里克堡基地也开展了大量生物军事化活动。
根据有关报道，包括在乌克兰的26处生物实验室等合作设施在内，目前美国国防部在全球30多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并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这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忧和反对。里特认为，乌克兰的生物实验室“毫无疑问”是由美国主导的，它们是依据乌克兰与美国2005年签署的备忘录开展的，而该备忘录的法律依据是美国的“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在苏联解体后通过了该计划，目的是遏制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
此外，虽然美方的行动打着“生物合作参与计划”的幌子，但诡异的是，与所在国卫生部门接洽的机构却是美国国防部。换言之，这些由五角大楼所辖机构直接出资、管理和运营在境外的生物实验室，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立民用科研机构。
美国《1989年生物武器反恐法案》起草者、伊利诺伊大学教授弗朗西斯・博伊尔曾披露，在美国设在境内外的数百个实验室中，约有1.3万名科学家致力于研发对疫苗有抗性、对人体有攻击性的新菌株。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局长安娜・波波娃表示，世界暴发新流行病的中亚地区分布图，与美国防部布局的海外生物实验室分布高度吻合。而驻韩美军无视韩国未经任何申报程序就向韩国境内秘密运送有关物质并进行生化实验，危害民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问题，也被韩国民间团体提起诉讼。
生物军事化活动是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各国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在全球化的当下，任何生物武器都有可能带来一场全球性的危机，从而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美方应切实履行公约缔约国义务，对其境内外生物实验室作出全面澄清，停止一切生物军事化活动并接受多边核查，这样才能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和担忧。（李明富、申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