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乔治敦大学的研究人员与《国家地理杂志》（wps）合作发表的《妇女、和平与安全问题世界报告》显示，伊朗是在过去两年中采取重要措施减少对妇女歧视的国家之一。伊朗的大多数指标，例如女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妇女的就业率，和2017年相比都有所提高。但是根据世界银行“2019年女性、经商与法律”报告中涵盖就业、薪资、生育等八项指标中，伊朗只得到了几近倒数的31.25分。这表明，伊朗女性依旧在读书到就业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困难。
可即便如此，仍有许多伊朗女性和政策制定者在国内外为伊朗的性别平等和女性就业不断做出努力。如果你是一位女性，那么你可能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机会而战。研究发现了女性与经济增长间的共生关系。如果高效率的女性不去从事工作，潜在的经济产出将会遭受巨大损失。如今，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为女性赋权不仅会促进性别平等，而且还具有经济意义。
图片来源：伊通社（IRNA）
早在2000年，就有一项名为“土地和水”（Land and Water）的发展干预项目开创于伊朗中部，项目协调人通过小额贷款作为扶贫政策，针对伊朗的农村女性提供就业机会，并为她们带来了致富希望。但是4年后，人们发现这些妇女在工作中没有留下储蓄，也无法再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去重新开展事业。人们开始思考影响伊朗妇女经济的社会文化因素。
为了探究针对伊朗女性更好的扶贫政策，研究伊朗妇女的理财问题，从而改善那些想要促进女性就业，提高女性收入的新政策。伊斯兰阿扎德大学（Islamic++ Azad university）的社会学教授苏埃利亚 · 阿列扎内贾德（Soheila alirezanejad）针对此案例开展了研究。她的研究报告名为“存钱还是花钱？伊朗的农村妇女在做决定”（Saving or Spending Money: Women Making Decisions in Rural Iran），发表在2013年冬季的中东女性研究期刊（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上。
伊朗中部的一个妇女协会在2000年开展了一个养蜂采蜜的小额信贷项目。53名萨姆南省 (Seman province, 伊朗的省份之一) 的农村女性参与了该项目，并在当地成立了妇女养蜂人协会。她们的年龄在27-68不等。该协会拿到了2000美元的资助。一开始，养蜂事业蓬勃发展，获利良多。
基于项目收入的初步进展，项目协调人成功吸引到了另外两个捐助者：伊朗农业银行和小额资助计划 (SGP)。2002年，伊朗农业银行给了33名年轻的养蜂协会成员每人一笔约1000美元的无息贷款，受赠者每人又买了十个蜂箱。2003年，小额资助计划提供给了协会17500美元的赞助，要求他们开展一个环境项目。
由于自然、个人以及社会因素，协会成员大都在两三年间失去了养蜂的经济来源。因为失去收入，协会中使用银行贷款的大部分年轻女性开始推迟或者忽视要偿还的贷款，并假定她们对银行不再有义务。她们认为既然她们没有收入了，就不再需要偿还贷款。一些人向银行申请延期，但是被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协会不再吸引到赞助商。2004年，大部分成员丧失了她们的资源，不能再开展养蜂事业，也不能再开始新的冒险。
基于小额信贷的理论原则，债务人应事先存钱用于偿还贷款或者发展企业。但是这种模式在此养蜂案例中并不适用。与此相反，随着资源枯竭，妇女们开始不断冒险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我们不禁要问，她们为什么不在赚钱的同时，把自己的钱存起来呢？
作者认为她们没有存钱能力是基于两点：首先，她们无法区分不同种类的钱（比如收入，补助金和贷款）。其次，她们往往把致富的希望寄托在捐助者身上。基于对这些妇女七年的接触、观察和了解，文章探讨了阻碍伊朗农村妇女存钱意识的社会文化因素。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采用了人类学教授莎拉· 海瑞（Shahla Haeri）的参与性与合作性的调查方法——“共享民族志”（shared ethnography）。作者采访了养蜂协会的30个成员以及一些不属于协会的利益相关方的代表。通过建立长期关系，这些伊朗女性允许作者记录她们的理财方式。
金钱是一个社会概念
金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概念。对金钱的获得和支配是权威的重要来源。从这个意义来讲，谁有钱，谁就有影响结果的权力。这也是政策决策者所考虑的——赋予弱势群体，特别是农村妇女赚钱的能力十分重要。小额信贷的政策与理论保持一致，旨在增强弱势群体挣钱的能力。
而当妇女作为发展计划的目标人群时，计划者必须特别注意家庭内部的财政活动。作为边缘群体的农村女性是经济中非正式部分的组成之一，她们总是挣 “看不见的钱”（invisible money）。这一概念由黛安娜·埃尔森（Diane Elson）提出。协会中的一些妇女也在家务中挣“看不见的钱”（invisible money），但是她们参与了信贷项目后，得以去挣“看得见的钱”（visible money）。
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相信金钱是被社会阶级、性别等变量影响的社会文化概念，对钱的看法也会受到挣钱人身份和花钱方式的影响。基于用钱的目的，泽利泽提出了特殊用途的钱和通用的钱。因此，作者首先要确定协会的资金种类，以及它们用途的转变。作者认为养蜂协会的妇女和项目协调人、捐助者对钱的理解不同，对财政管理的方式也不同。
2018年4月1日，伊朗农村妇女的婚礼仪式
国际观察数据显示，小额信贷是减少贫困的实用方法。政策制定者和项目协调人通常相信如果妇女们有钱，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提高。可是当贫穷的农村妇女开始挣钱，她们的丈夫可能会拿走一部分收入。在伊朗妇女养蜂案例中，大部分妇女将钱花在了她们的直系亲属身上。
挣钱
养蜂协会的成员得到了三种不同的钱：启动资金、贷款和捐款。每种钱带有不同义务、期望和要求。但是对于协会妇女来讲，“钱就是钱”，她们定义这三种钱都是“我们的钱”。为了理解这些女性对金钱的定义以及财政处理的方式，首先需要知道她们如何赚钱和花钱。
通常，农村妇女通过在家养鸡、收集鸡蛋、种植蔬菜来赚取“看不见的钱”。除了家庭消费，她们的钱还会花在特殊用途上，比如说作为礼物给已婚子女。这些钱通常有特定目的，比如准备女儿嫁妆（这通常是本地妇女的关注点）。从农村搬迁到城镇改变了大部分妇女的赚钱机会。在农村，她们会聚集在邻居家里，一边工作一边交换信息以寻找乐趣。通过这些集体活动，她们可以边独立赚钱，边享受社会关系中的人际互动。生活在城镇的失业妇女失去了传统的收入来源。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依靠着丈夫或父亲作为唯一经济来源。
新的收入来源，新的期望
协会的妇女从未使用过这种捐助资金。通常男性才是捐助资金的受益者。在这个案例中，资金带有明确目标：银行借款用于妇女开办事业。借款人被允许在1000美元的贷款中拿出300来处理家庭事务。资助17500美元的小额贷款计划期望协会履行合同中承诺的环境相关任务，并要求她们做出报告。
这三个提供资金的利益相关方为资金的使用进行了规划，对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进行了说明。妇女们被要求使用这些资金来执行一些活动。然而，从协会成员的观点来看，钱就是钱。她们认为从这三种不同渠道得到的钱是一样的——她们反复说那是“她们的”钱。她们想把资金用在其他事情上。她们将赞助金都看做是一样的。实际上，不同资金有很大的区别。
上级项目给协会妇女提供了出售蜂蜜赚钱的特殊机会。这也不经意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期望：首先，受资助者的丈夫希望她们挣钱用于补贴家用。其次，多数成员对未来的捐助者有过高期待。这种期望，在上级项目和家里提供的资金具有一致功能的情况下得到了强化。
这笔补助金是依照计划书拨给协会的。一些成员期待完成项目后会得到报酬。许多年长的成员没有意识到这笔钱背后的规格要求。当项目成功结束后，她们开始批评花钱印宣传册等活动是在浪费“她们的钱”。除了一部分年轻女性，大部分成员都无法区分上级项目的资金和利益相关方提供的资金之间的差别。
新机会，新财富
妇女们用小额贷款买了四个蜂箱并使用了两到三年。每箱能生产5到12公斤的蜂蜜，每公斤卖8美元。如果每蜂箱平均生产7公斤蜂蜜，每蜂箱能挣56美元。她们每年收集两次蜂蜜，每人每箱能赚到112美元，总计每年448美元。
第二年，年轻女性又用银行贷款多买了十个蜂箱。如果她们继续以每箱7公斤的速度生产，她们每年大概能赚1568美元（每月130美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这笔贷款大大增加了成员赚钱的能力。一些养蜂的妇女说她们将在2010年赚到8400美元。她们谈论蜜蜂的方式透露出她们的满意。她们反复说“蜜蜂是一种福气”，“卖蜂蜜得来的钱是上帝的礼物”。
养蜂协会为妇女提供了新的赚钱方式。尤其是年轻女性的收入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妇女们出现了新的花钱途径，她们的家庭和丈夫也产生了新期望。因此，当妇女们失去蜜蜂时，大多数人渴望重新开展事业。作为母亲和妻子，妇女们希望分担家庭财务开支。可一些成员还在拖欠贷款，结果没有人有足够储蓄来开展新事业。
有趣的是，她们依旧相信自己是“成功的”。对她们来说，似乎赚钱才是最重要的。她们常说的“我们在社会上比在经济上更成功”暗示着“没有赚到预期的钱”。即使是还有蜜蜂的妇女也表示她们没有足够储蓄。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她们没有把钱存下来，她们用钱做了什么？
挣“看得见的钱”的后果
当地妇女有为女儿置办嫁妆的传统。协会成员称，如果新娘没有足够嫁妆，母亲就会被认为无能。除了嫁妆以外，母亲还有义务偶尔送给女儿礼物。在新环境里，妇女们开始以不同方式履行传统义务。她们不再从家里拿鸡蛋，而是从当地市场买来送给已婚的孩子。储蓄没有得到重视。她们中的很多添置了家具。其中一位说：“我丈夫鼓励我去工作，因为我给家里买了新家具和电器。”
这些妇女挣到的钱影响了家庭关系和对她们的期望。5位妇女表示丈夫开始要求她们帮忙买新车或者修缮房屋，而这一般不是要求女性做的。有7位妇女把钱给了丈夫。在各方捐助者的关注下，协会成员被她们的丈夫和子女寄予厚望。5位妇女提到她们的丈夫想要加入她们的养蜂行业，而一些年轻成员拒绝了丈夫的要求。所有这些事件都在影响着女性与丈夫的关系。在另一方面，在协会中工作为女性争取了和丈夫的平等地位。
显然一些社会因素控制了收入的使用方式。当女性赚到了可观收入时，文化和社会期望她们将钱交给丈夫保管。许多丈夫只在妻子答应分享收入才允许她们参加项目。这些女性养蜂人被期待着把收入用于家庭支出。这使得她们没有足够的钱作为商业资本。
没有储蓄的后果
丧失了养蜂产业，协会的妇女失去了收入来源。但是妇女和她们家庭成员的期望仍在增加。因为开展新事业机会渺茫，2009年，协会决定将这些妇女分成5个小团体。当前，协会剩有5000美元（大部分来自于小型信贷计划）。成员们的未来计划包括园艺、种植蘑菇以及草药业。她们其实有足够的钱去种植蘑菇，但是没人动手。与此相反，她们一直在期待新资金的投入。
在过去的三年，这些妇女一直未找到新的资金来源。她们不会为了只花钱不存钱来批评自己。因为花钱使她们成为了好母亲和好妻子。男性影响了她们的决定，但真正决定如何花钱的是她们自己。
总结
世界银行认为，在中东，不同的因素和趋势影响着社会和社区。从根本上来讲，政策聚焦于全球的相似性，这使得计划制定者期望着每个国家都有着相似的结果。但各国对小额信贷的反应不同。这篇文章展示了社会环境对这种发展干预过程的影响。
农村妇女是小额贷款的主要对象。不同的发展计划已经被用于改善她们的境况。这些项目最初为改善贫困妇女的生活带来了希望。可不幸的是，它们未取得长远的成功。父亲和丈夫是传统女性最初的经济来源。作为协会成员不仅改变了伊朗妇女的经济来源，也改善了她们的收入。考虑到女性自愿为家庭花钱，她们不太可能去存钱。赚钱使她们在家庭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反而为存钱增加了障碍。与传统妇女的低收入相比，这种新型的收入带来了家庭中新的收入平衡。
伊朗游牧民延续着这种祖传的生活方式，图片来源：TasteIran
在伊朗，农村妇女获得小额贷款和各种资金的机会有限。协会收到的三种不同捐助都带有特殊的规则和期望。可实际上，这些规则和期望并未对协会所有成员透明，尤其是年长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她们经常只把这些钱统一称为 “我们的钱”，这引起了重大误解。因此，当她们失去收入来源，就停止了偿还贷款并选择等待进一步的资金投入。这些妇女似乎在最初得到了超过她们承受能力的资助金额。这一大笔钱在她们还未准备好时就改变了她们的一切。
协会的妇女被期望存钱来发展事业并还清贷款，然而大部分妇女两者都未达成。她们要么选择花钱，要么就是在准备花钱。对此的两个直接原因是：1.作为母亲和妻子，她们倾向于为家庭花钱。2.许多妇女承诺为丈夫挣钱从而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间接原因是：1.她们期待着新资助。2.花钱可以引人注目。3.她们缺乏处理大量收入的经验。4.对资助金不理解，从而对资金产生不合理的期望。
通过对伊朗农村妇女经济问题的研究，作者呼吁进行更多的观察，来确定和了解发展干预项目中的一些意外后果。只有这样才能采取适当措施来改进扶贫政策。只有经过更多学者的研究，才能进一步改进政策。
如今，全世界都发现女性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利于女性。微小的改变也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强大力量。为伊朗农村妇女提供的经济政策，至少让一部分人摆脱了贫困的恶性循环。女性开始促进经济增长。虽然研究也指出，不同的政策需要去适应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但是从关注伊朗妇女理财问题的研究报告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政策制定者已经开始关注赋权妇女从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伊朗农村妇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也是全球有待解决的问题。如果能解决这一点，全世界都将受益匪浅。
作者：苏埃利亚 · 阿列扎内贾德（Soheila Alirezanejad）
编译：潘羿如
参考原文：
Alirezanejad, S. (2013). Saving or Spending Money: Women Making Decisions in Rural Ir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9(1), 110-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