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尉执事：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今观其文章，宽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间，称其气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此二子者，岂尝执笔学为如此之文哉？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辙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与游者，不过其邻里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无高山大野可登览以自广；百氏之书，虽无所不读，然皆古人之陈迹，不足以激发其志气。恐遂汩没，故决然舍去，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过秦、汉之故都，恣观终南、嵩、华之高，北顾黄河之奔流，慨然想见古之豪杰。至京师，仰观天子宫阙之壮，与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后知天下之巨丽。见翰林欧阳公，听其议论之宏辩，观其容貌之秀伟，与其门人贤士大夫游，而后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无忧，四夷之所惮以不敢发，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而辙也未之见焉。
且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辙之来也，于山见终南、嵩、华之高，于水见黄河之大且深，于人见欧阳公，而犹以为未见太尉也。故愿得观贤人之光耀，闻一言以自壮，然后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而无憾者矣。
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向之来，非有取于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乐。然幸得赐归待选，便得优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太尉苟以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解读：
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认为苏轼生性活泼雄辩滔滔，无论走到哪儿，都是众人的焦点所在。而苏辙只是厚重少文，讷言慎行之人，虽然苏轼为兄苏辙为弟。苏辙的文章《上枢密韩太尉书》，亦是如此。
韩琦（1008-1075），字稚圭，今河南安阳人，1027年中进士，曾经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人称“韩范”，后与范仲淹、富弼等人主持“庆历新政”。苏辙中进士时，韩琦任枢密使，掌管全国兵权，相当于秦汉时的太尉，故苏辙称之为韩太尉。
一个是名满天下，功勋卓著，身居高位的枢密使，一个是初出茅庐小露锋芒的青年学子，如何准确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愿，又表现得不卑不亢？在这方面，苏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典范。韩琦十九岁中进士，也是少年成名，后长期在边防作战，相对于普通文人更兼有英武之气，属于出将入相的人物。韩琦虽然不以文章流传于世，但他的文章“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大多“正论凛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二·集部五》）。苏辙根据韩琦的经历及性格特点，有意识地在文章中进行表现，认为“文者气之所形”，“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并以孟子和司马迁为例，二人并非有意学文，然而文章之中自有浩然之气充盈其中，出口成言落笔成文。以文学而论，苏辙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所谓“功夫在诗外”，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广博的胸襟气度，小打小闹风花雪月玩玩可以，但要达到大境界，几无可能。中国历史上的优秀文人，从来都是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胸中自有山川河岳，故而能够挥动如椽巨笔，高屋建瓴，气象万千。以自荐书而论，苏辙的观点，很容易引起韩琦的共鸣，让对方在第一时间接纳自己。
苏辙不只是这么说的，他也是身体力行这么做的。因为在家所游不过乡党之人，所见不过数百里之间，所读不过古人之陈迹，是以决意出川，“求天下奇闻壮观，以知天地之广大”。我在游览名胜古迹时，也时有“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之感慨。遥想当年文人风流，英雄情怀，不禁心驰神往，心神俱醉。因此，当学富五车，心在天下，年仅十九岁的苏辙出川，经过秦汉故都，登上终南嵩华，看到黄河滔滔时，必然会在他的心中产生巨大的波澜，“慨然想见古之豪杰”。及其到京师，看到天子宫阙，仓廪府库，城池苑囿之巨丽，想必心中也会升腾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豪情。当他听到天下文坛宗师欧阳修的宏辨议论，看到门前车水马龙，贤士大夫云集时，也会情不自禁心生向往，由此自然而然地引出渴望拜见韩琦之意，而不显得刻意做作。
古人说，取法其上，得乎其中，是以诸葛亮认为“志当存高远”。读书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最多只是寻章摘句老雕虫，或者自私自利的守财奴。苏辙也认为，“夫人之学也，不志其大，虽多何为”，与韩琦的身份非常契合。韩琦“才略冠天下”，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其见解观点，风采举止，自非常人可比。苏辙说见到韩琦“可以尽天下之大观”，虽有吹捧的嫌疑，但也是事实。如果能够得到他们一句肯定，小可名扬天下，大则青史留香，如欧阳修评价苏轼“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苏辙中进士，将来肯定要走上仕途，对未来自然也有很高的期望。然而，究竟该如何“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可能他心中也是一片茫然，迫切需要高人指点。韩琦浸淫官场三十年，有丰富的从政经验，苏辙请求“苟可以教而辱教之”，如此谦逊的态度，很容易激起韩琦的爱才之心。
历史上并没有记载韩琦是否看到这封信，我也没有查到韩琦接见苏辙的资料。然而韩琦对苏辙的呵护，却是事实。在刚刚入京之时，苏洵带领两个儿子拜见了欧阳修，得到了欧阳修的高度赞赏，并向韩琦进行推荐。二人共同向朝廷举贤，第二年苏轼兄弟同中进士，名动天下。韩琦去世后，苏轼在《祭魏国韩令公文》说“父子昆弟，并出公门。”虽不能肯定韩琦在收到这封信之后接见过苏辙，但可以肯定三苏拜见过韩琦。1061年，宋仁宗亲自主持“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试，苏辙却生病在床。时任宰相的韩琦认为应试者中苏轼、苏辙声望最高，“如此人兄弟中一人不得就试，甚非众望”，极力主张将策试时间推迟，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苏辙在对策中矛头直指仁宗皇帝，兼及宰相，幸得韩琦出面调和，才得任职。从中分析可以合理认为，韩琦应该是看到了这封信，并且对苏辙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从侧面证明苏辙本文成功打动了韩琦。
苏辙能够打动韩琦，文采自不可少，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若以文采而论，李白的《与韩荆州书》要高于本文，然而李白的失败，是因为太狂放。韩愈三上宰相书，如石沉大海，是因为他表现太过急切，一旦不得便有怨愤之情。苏辙虽只有十九岁，情商却要高于李白和韩愈，他虽然在文章中表达了自己的远大志向，说话却非常有技巧分寸，既不张扬狂放，也不势在必得，更没有自怨自艾，体现出他沉稳持重的性格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