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从汉代伊始便是热门，上篇文章我们介绍了西汉时众多文人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做出的评价和分析，几百年过去，东汉学者们对屈原与《离骚》仍然热情不减，此时的成果主要分为悼念屈原的作品、为《离骚》作注、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评价者三类。
特征分析朱自清《诗言志辨·诗教》说到：“汉代关于屈原《离骚经》的争辩，也是讨论《离骚经》是否不及中，或不够温柔敦厚。”首先指责屈原《离骚》不及中、不温柔敦厚的是东汉史学家班固，他在《离骚序》中这样说到“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班固认为屈原的才华虽值得称道，但在人品言行上却无足取，认为其“露才扬己”、“狂狷景行”。与西汉贾谊、刘安、司马迁对屈原的赞颂相比，这样的转折看似突兀，却也有其历史渊源。早在西汉初年，贾谊、司马迁悲悼屈原的同时，都表现出了对屈原过于执着自我不肯超然远举之人生态度的不理解，只是这种不理解是与深深地惋惜联系在一起的。到了西汉末年，扬雄一面悲屈原，一面批判他的选择，已开班固“屈原否定论”的先声。
汉代经学繁荣，西汉时期解读楚辞就成了一门专业学问，《汉书·朱买臣传》中有记载：“说《春秋》，言《楚辞》，帝甚说(悦)之，拜买臣为中大夫”，可见当时学者凭借说解《楚辞》便可受到皇帝的嘉奖，得到提拔。校理、解读文学经典的风尚也使得在汉代就出现了《离骚》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汉代是中国楚辞学发轫期，在王逸之前，一些文人学者已经做了不少开创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零散而不成系统。《楚辞章句》作于东汉中后期，集汉代楚辞研究学之大成。王逸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以刘向编辑的《楚辞》为本，采用传统章句训释方法并加以革新，首次对《楚辞》十六卷本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整理。汉代是经学的时代，王逸继承了前人以经释《骚》的传统思维模式，并进一步予以完善。他尊奉《楚辞》为经，通过攀附儒家圣人和经典确立《楚辞》在儒家文化氛围中的地位，从逻辑上完成了以经释《骚》方式的合理性，并顺应东汉经学从简的潮流，为《楚辞》所作章句简约明畅。
加深印象东汉悼念屈原的作品不绝如缕，如班彪《悼离骚》、班固《幽通赋》、崔琦《九咨》、王逸《九思》、蔡邕《吊屈原文》等，感叹屈原身世，表达对其高洁人格的赞赏，因这类作品多九章成篇，体制固定，主题相类，作为骚体赋的一种体制，虽然规模未大，却具备了独有的格局，与大赋的"七体"互相辉映，是为"九体"。
从汉代学者对屈原的论争可以看出，他们的评价是站在当时政治大环境下展开的。汉初的包容和肯定随着儒术独尊的渐渐深入而改变，士人们对屈原的行为或表示不解，或加以批判，再到东汉后期王逸等人力图通过回归经学来肯定屈原及其作品的现实性，肯定屈原忠贞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