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洪英杰
镇远和平村不是一个村子，而是位于镇远卫城和平街南侧、坐南向北、一组由高大土石围墙圈围起来的战犯管理所。
这里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衙门，民国初年改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作收容和管教日本战俘之用，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此名沿用至今。
“和平村”设立的9年时间里，有6年在贵州镇远。在这里，曾先后收容日军俘虏600余人。
“6年时间里，在‘和平村’生活过的日军战俘逐渐被感化，先后有137名战俘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成员。”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馆长吴寿军说，他们离开“和平村”到战争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
“和平村”用于收容和管教日本战俘
吴寿军口中的“和平村”，其前身是1938年2月由国民政府在湖南常德盐关成立的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主要用来关押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随着战局变化，收容所于1939年12月迁至贵州镇远，为宣传和改造俘虏，收容所管理人员和俘虏都称其为“和平村”。
“和平村”后院围墙墙角的瞭望塔
镇远“和平村”由5米高围墙环绕，分前后院，后院围墙四角设有四个瞭望塔，昼夜都有士兵放哨监控。收容所只有一个出入口，由士兵持枪把守。
“1938年至1941年，收容所由郭沫若、阳翰笙、冯乃超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负责领导。”吴寿军介绍说，中共中央南方局等也曾通过其中的中共特别支部指导各方面的工作。
“和平村”占地6422平方米，墙院中原有办公楼、礼堂、医务室、监禁室、哑子室、米库、厨房及监视塔等建筑14栋。编制为俘虏部500人，所本部、配属区分部编制46人。主要关押中国东南部战场的俘虏，并集中了分散在各地的零星俘虏。
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馆长吴寿军介绍“和平村”情况
“收容所的第一批日俘，为在渤海湾沉没的江口丸号上的35名日军战俘。”吴寿军告诉记者，此后人数不断增加，搬迁至镇远时约有战俘130人。
1943年7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到镇远视察时，“和平村”共有403名俘虏，大半是步兵，有百分之二十三是日本空军，另有小部分水兵。
据了解，“和平村”在押解和收容俘虏的过程中，也会尽力去保障俘虏的生存权利，以至于收容所成了俘虏被俘后的避难所。
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进军贵州独山，临近镇远，“和平村”迫于安全形势迁往重庆巴南鹿角乡。
1985年11月，“和平村”被公布为贵州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镇远“和平村”旧址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12月，“和平村”旧址面向全国免费开放；2010年3月，“和平村”旧址成为贵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内所陈列的老照片、历史资料以及当年战俘留下的手工艺品，无不在诉说着此处抗战硝烟深处的贵州故事。
积极贯彻“优待俘虏”政策
“战俘们一日三餐是定时吃的，生活很好。‘和平村’后院有一块空地，战俘们还可以在那里打棒球。”93岁的何璇回忆说，“和平村”当时的管理人员对战俘非常好，特别认真、负责。
93岁的何璇说：“和平村”的管理人员对战俘非常好
何璇当年在镇远师范学院附中上学。“我姐姐何瑶是镇远师范学院的学生，也是学校歌咏队的队长，她们经常会到‘和平村’做宣传。”何璇告诉记者，她当时经常跟着姐姐去“和平村”看歌咏队演出。
在镇远师范学院附中读书时的何璇(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供图)
“我的家住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在何璇的记忆中，当年日军俘虏也会唱这首歌。
6年里，镇远“和平村”认真贯彻落实国际人道主义优待俘虏的政策，积极关心日本战俘的生活，组织他们挖水井、修澡堂、完善卫生室、下河捕鱼改善伙食；邀请镇远机关团体、学校到“和平村”开展文体联欢活动，丰富业余生活；组织他们自己动手制作各类工艺品并出售，以补助生活……
“和平村”教员给俘虏讲课(镇远县和平村旧址纪念馆供图)
何璇回忆，当年她走在放学路上，曾多次见到“和平村”的战俘，拿着自己制作的工艺品到街上售卖，“他们制作的工艺品主要是雕塑、扇子、木屐等物件，他们还会做小提琴，因为价格便宜，师范学院的学生都会争相购买。”
在“和平村”正中央，记者看到一个宽敞的大礼堂，据说当年师范学院的学生时常与战俘在那里联欢。
“战俘们也表演节目，不过我那时还小，看不懂他们表演的内容。”何璇记忆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台上表演一出名叫《放下你的鞭子》的戏时，一名女战俘感动得都哭了。
何璇接受记者采访，讲述当年见证和平村的往事
何璇曾和姐姐到过女战俘寝室。“在交流中得知一名女战俘有一个女儿在战争中失散了，她很想找到自己的女儿。”何璇告诉记者，有一个战俘还通过“和平村”管理人员送给自己一幅水彩画，“在‘和平村’重建之初，我把这幅画捐赠了出来，好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那幅水彩画，现在还珍藏在和平村旧址纪念馆。”吴寿军说。
成立反战同盟，开展反战活动
“相对二战各国战俘收容所来说，‘和平村’是非常成功的。”吴寿军说，“和平村”的人道主义精神远远超出法律所赋予的责任，这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宽广、包容、善良的胸怀，更是突破战争仇恨探寻维护人类共同文明的伟大尝试。
吴寿军馆长通过老照片给记者介绍当年的“和平村”
从1939年3月-1944年12月，“和平村”在镇远历时六年，此期间是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最重要的时期。
为使俘虏认清其国内真相及其当前境遇、认识中国全面抗战的意义，“和平村”对俘虏进行了包括生活、知识和意识等的教育感导工作，具体做法是上课讲授、召开所方与俘虏座谈会、社会名流与俘虏座谈会、日常私人接触交流等等。
“和平村”内的日军战俘浴池
在“和平村”的日军战俘逐渐被感化，先后有137名战俘成为坚定的反战同盟成员，他们离开“和平村”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1939年8月，“和平村”11名觉醒俘虏，应国民政府要求到重庆筹备反战同盟总部并开展相关反战活动；同年9月，受前述觉醒俘虏的鼓舞，又有6名俘虏在“和平村”的指导和帮助下，集中在一起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和平村反战组织初见雏形。
1941年9月6日，在华日本人先觉革命斗争团体——“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总部”和“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全体成员分别从重庆和桂林转移到镇远“和平村”，“和平村”将其编为“和平村训练班”。
“和平村”内的日军战俘寝室
“随后，研究班、训练班两个反战革命团体通过合作或独立刊印反战宣传资料《使命》、《和平先锋》、《群象》等。”吴寿军说，这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战争结束之后，反战同盟成员回到日本，还长期从事民主革命运动和中日友好工作，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原反战同盟会员还于1982年、1985年、1987年先后回访镇远‘和平村’，并称这里是他们的‘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吴寿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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