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日周刊记者 顾筝
采访对象：江筱薏 职业：长宁区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科医生
隔离点的工作看上去并不“惊天动地”，但它却像一道坚强的防线，防护着市内百姓的健康。
接管集中隔离工作
9月16日早上9点，水城路茅台路口的瑞泰酒店门口，三三两两地站立着手提行李箱的人。
就在几分钟前，这批在14天前从境外回来的旅客拿到了非常重要的解除隔离单，将通过不同的交通方式去往他们的最终目的地。
送走最后一位客人，“驻守”在酒店的长宁区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护人员们才能脱下防护服，毫无悬念，里面的工作服早就湿透了。
丝毫不能放松，这一天的工作才刚刚开始，正忙碌准备时，电话铃响了。
“筱薏，找你的。”隔离旅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电话咨询医护人员，江筱薏医生是“热线电话”接听频率更高的医生，因为作为台湾女孩的她，声音有天然的温柔，能更好地安抚隔离人员。
为严防境外输入，3月28日零时起，上海对所有入境来沪人员一律实施为期14天的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当入境人员在隔离点进行隔离的时候，情绪总会有所波动，有的未知感比较强，有的对关在一室空间内感觉烦闷，此时医护人员除了提供医疗帮助之外，更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到目前为止，长宁区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起了两次接管集中隔离工作的任务。第一次的任务下得非常紧急，医疗队长胡丽娜记得3月28日当天下午5、6点接到通知，晚上10点多就要接收一批隔离人员。所有人几个小时一刻不停准备着，完善了所有流程。当时江医生就主动报名要求成为第一批进入隔离点进行工作的人，只是领导考虑到她孩子还小，没有批准。
8月24日，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再次承担瑞泰酒店的隔离工作，江医生再一次主动报名。
“我师承上海市名中医、中西医结合会传染病分会副主任委员陈建杰教授，不管是在SARS，还是这次抗疫的过程中，我的老师都冲在前方，尽自己的能力做贡献。我也想像他一样尽自己全部的力量。希望在我们专业人士大力度的参与和支持下，疫情能尽早得到控制。”
慢慢把他们拉回来
江筱薏读初中时，就随父母从台湾来上海定居，这十几年来，上海俨然成了她的第二故乡。高中毕业后，江筱薏报考了上海中医药大学，读中医肝病专业，毕业后顺理成章进入传染病医院工作。
两年前，她来到长宁区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科工作。“从来没接触过这么全科的病人，也没想到现在社会老龄化这么严重。”她说。
老年科病房住的多是患脑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人，平均年龄在七八十岁。有的老年人躺在病床上，靠鼻饲，没有意识。虽然他们无法交流，但每一次查房，江筱薏还是坚持去问候他们：“你感觉怎么样，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
即使老人没有回应，她还是觉得自己的声音对他们是个刺激，有时她会让老人动动手指或眨眨眼睛来回应她。
有一天早上，她所管床位上的一位患者，80多岁的陈老太（化名）在江筱薏查房时突然说了话：“你又来了！”她又惊又喜，要知道，陈老太因为脑溢血入院后一直昏迷不醒，谁知竟能开口说话了。
“老人年纪大了，无法抵挡衰老的脚步，但如果在我们的努力下，能慢慢把他们拉回来一点，我们就觉得开心，很有成就感。”
陈老太在开口之后慢慢恢复，后来每次查房时，她都能和江医生有简单沟通。只是新冠疫情时，陈老太又面对了一个挑战。
新冠疫情严峻之时，根据政府规定，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严格管理，暂停了亲属探望。有一天陈老太问江筱薏：“我女儿很久没来看我了，她是不是不要我了？如果我死了，谁来帮我处理后事。”
虽然医院的社工每天都为老人安排了和子女的视频通话，但或许老人对视频并没有多少真实感，她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女儿从之前每天都来，变成好几天都没来过，她内心的不安全感逐渐加深。江筱薏听她这么说，内心实在不舍，她就帮助老人拨打视频电话，把情况告诉她的孩子，由孩子和她本人慢慢地再为老人把情况解释一下。同时江筱薏也对老人保证，只要疫情情况好转，开放探视了，她马上会联系她的孩子们，让他们进来探视。
在这样的安抚之下，老人的情绪才慢慢稳定下来。等到上海调整为三级响应，可以向老年人家属开放探视服务时，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制定规则，优化流程，让久违的家属们和老人们相见。
坚强的防线
江筱薏当初跳槽到程家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为了离家近一点，方便照顾2岁多的孩子。
可现在，她已经有20多天没见过孩子了，承担隔离管理的工作，一做就是28天，不能离开酒店。有一天晚上，她和女儿视频，女儿转头问爸爸：“这个人是谁啊？”许久不见，女儿认不出自己，让江筱薏难过不已。
不过即便和女儿分离一段时间，但江筱薏还是并不后悔自己当初报名参加隔离工作的决定。“我本身就是学传染病学的，就应该在疫情一线。做医生嘛，就要尽一份自己能尽的力量，当然，也要感谢领导和家人的支持。”
酒店地处居民区，所以一般都安排接深夜到沪的班机，等到旅客在机场做好核酸检测，拿上行李，坐着大巴来到酒店，往往已是凌晨2、3点了。负责晚班的医护人员就一个个仔细地核对登记信息，为他们做好行李消毒工作，耐心说明隔离规则，再把他们一个个送进房间。
负责早班就要进房间为隔离旅客测量体温，早上9点、下午3点各一次。每测完一次体温，工作服全部湿透。
早晚班轮替的工作状态并没有让江筱薏感到有多疲累，反倒是洗衣服让她有点“抓狂”。她笑着说：“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洗衣服。还好领导很贴心，帮我们准备了洗衣机，否则像前段时间上海一直下雨，衣服都没法干。”
虽然用的是额温枪，每个人测温只需几秒而已，但江筱薏一次上去要测两三层楼面，每层有37间房间，每次测温都要花一个半小时左右。因为每次去测温，她都会和旅客聊一聊，告诉他们接下去要做什么，适当安抚一下他们。
“每个房间都有一个故事。在这14天中，我们是他们唯一能见到的人，有时我还没敲门呢，门就打开了，客人说：‘早就等着你了。’”
一位50岁左右的台湾人，一下飞机，不知道自己会去哪家隔离酒店，也不知道自己核酸检测的结果是什么，未知感特别强。在进了隔离房间几日后，他对江筱薏说：“每天看到你，我就很安心。”
江筱薏觉得，并非因为他们同样来自台湾而让旅客有这样的亲切感，而是当隔离人员在充满未知感的情况下，医护人员除了为他们做医学观察外，还能进行心理疏导是很重要的。“每次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和他们聊一下，他们就不会在房间里东想西想了。”
有一名在几内亚打工的隔离人员，之前在工地上把腿摔骨折了，由于一直没有航班，所以拖了两个多月才回来。一进隔离酒店，他就向医护人员们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江筱薏和同事们马上联系专门的救护车送他去专科医院，医院表示，可以等到隔离结束后再来做骨科手术。这位旅客在酒店中反映疼痛、难受等问题，还叹息自己打工的钱都要用来做手术了。江筱薏除了在医学上帮助他减轻疼痛，还会安慰他：人平安回来就是最好的事，现在回来了，医学条件不用担心，等隔离结束就能做手术了。“经济方面的事情我无能为力，我只能尽力安抚他。”
隔离在酒店小小的空间内，一天一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8点，或者从晚上8点工作到早上8点，江筱薏渐渐忘记了时间。28天对她来说，不能见家人有点难熬，但她也感觉和同事们是一个团队在合作，就像大学之后再次过集体生活一般，日子也倏忽而过。
“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都比较琐碎。”她说。
是的，或许是琐碎的事，但今天，当我们每个市民自由地行走在城市中，在商场购物，在饭店吃饭，在娱乐场所快乐，基本上能恢复之前的生活状态，这是靠着有人担起了这些“琐碎的工作”。他们的负重前行，让我们自由生活。
